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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有理论与政策,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二战后在西方市场经济体中盛行一时的凯恩斯理论与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一是因为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滞涨”非凯恩斯理论所能解释及对付;其次,也正因为如此,尊崇市场经济,强调小政府的思潮再度成为主流,学术界的大擘有海耶克、弗里曼,政治人物有里根、撒切尔,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官员有格林斯潘。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派一领,也几乎迭30年,直到2008年。
凯恩斯理论的精髓与其时代背景是紧密相扣的。始自1929年的所谓30年代大萧条,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严重失业。问题出在凯恩斯所谓的“市场失灵”,因此已非市场经济本身所能矫正,必须靠政府。凯恩斯的建议因此是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千方百计向社会释出流动性,转成购买力的需求。
眼前这次国际金融及经济危机来得既迅又猛,几乎所有国家在第一时间(2008年第四季开始)出口与生产都遭遇了“插水式”的重挫。也几乎是所有国家在第一时间中都想到了凯恩斯,因为凭过往经验,这即是凯恩斯政策最能对付的状况,更何况,还有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大力鼓吹(虽然并非所有知名经济学家都持同一看法)。于是,各国也几乎都在第一时间中作出了反应:(1)扩张、扩张,再扩张的货币政策;(2)积极、积极,再积极的财政政策。――全世界的经济官员全成了凯恩斯学校的毕业生。
一些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并非没有学过凯恩斯理论或不赞同凯恩斯经济学,只是凯恩斯对策是“单一药方”,而各国经济形势与问题又非相同,“单一药方”如何能普遍适用于“不同体质”与“不同病情”呢!
以不同体质而言,美国及欧洲就与中国不同。(1)关欧的状况是“金融体系几乎已经崩解了,现在是靠生命维护系统在维持”(索罗斯语),因此货币政策很快就用到尽头,钱就是出不了银行。中国不同,所有国有银行都能接到政策指令,进行政策性放贷。(2)美欧尤其是美国因此不能不依赖财政政策,但美国国库空虚,必须发债,发债的规模又大到市场胃纳消化不掉的地步。这一方面,中国也明显不同。所以,面对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的政策操作空间远比美欧为大,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在政策运作上有必要比照美欧亦步亦趋,甚至还尽其所能地加大力度。因为,中国与美欧其实有不同的“病情”。
对美国采取过度扩张政策表示反对的专家(甚至连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对过大的财赤及发债也表示忧虑),担心的是日后严重的通胀,这一点,除了克鲁格曼,恐怕许多经济专家也有同感,但美国政府还是这么做了。为什么?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信心恢复起来。只有信心恢复了,金融体系才可望重新运作起来,经济才有救。所以,为救信心,即使有极大通胀风险,也别无选择。如前所云,中国情况完全不同,金融体系完全如常运作,严格地说,没有信心问题。中国的麻烦主要在失业。沿海出口大省出口急剧萎缩所导致的庞大失业,恐怕远远不能靠其他非出口省市单凭对国企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所能充分吸收。美欧尽管也有失业问题,但性质与规模,都与中国不同。
最后再提一点,就算经济形势与问题适合采取凯恩斯政策,即大政府与高福利,实施之前还得看看政府本身的条件。照我的看法,北欧如瑞典、芬兰等,条件足够,因为无论政府、企业及人民的素质都高,所以可以有高税率、有大政府、有好福利,也可以既有经济效率,又兼顾社会公平,腐败又少。就此而言,美国的条件已逊色多矣,至于一般其他国家,就更不足了。
凯恩斯如活在今天,恐怕也会做一个善意的提醒:所有理论与政策,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