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糖里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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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种调味品，正是这样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在人类学家西敏司的眼中却成为了权力的象征符号，他以欧洲历史作为背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出糖这种平常事物背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展现出糖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阅读此书，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类学的无尽魅力，她可以让你从平凡的事物中窥见一个世界。
二战以后，历史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反思人类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工具而成为主流，人类学家将研究视角从野蛮、落后的原始部落转向自身社会的发展，关注殖民主义结果下殖民地与被殖民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西敏司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是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研究的人类学家，也是全球通史研究的著名人物，他擅长运用大历史的手法，即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以历史遗迹为基本材料研究加勒比海诸地，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路应用到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中来，进而分析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本书最大的特点体现在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国内与国外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对糖的历史的概述，作者从时空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体现出作者大历史观的研究手法。一般情况下人们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纵向的考虑一个国家内部的这种关系，例如英国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因为糖的再加工而形成的阶级关系，南美加勒比海沿岸的甘蔗庄园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但是作者却通过糖的流动展现出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仅限于国家内部，而且还体现在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即一种以欧洲为核心的中心与边缘社会的关系，这种国内外结合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拓了读者的视野。西敏司始终强调关注社会的整体性形貌，他把世界纳入研究的范畴中，使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孤立的地区，而是在全球的大视野中分析糖发展的动态过程，但西敏司并不忽视微观，他也认为特定事件对于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个人或群体，会有不同的意义。这种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使读者感受到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在做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正是这些结合使得整本书有一种立体感、厚重性。
西敏司在本书中向人们展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及其发展，从大历史中阐明经济依附现象，并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作为分析工具，将殖民主义经济和城市消费联系在了一起，说明殖民主义的种植业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现象之一，即原始资料来自边缘地区、殖民地，而商品的流动则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然后逐渐从中心向边缘曼延。从中就体现出萨林斯所说的西方现代性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即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力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因此萨林斯称其为“甜蜜的悲哀”[1]。这种“甜蜜的悲哀”客观上产生了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运作，即产生了经济全球化，从糖由奢侈品转变为日常消费品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不过西敏司并没有注意或预知到，这种全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心-边缘概念，而形成了球菌状的多层次的多元特征，更加体现出经济的多向流动、生产的广泛合作以及消费的多元化特征。但是，在全球化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时，我们仍需看到这种全球化依然更多的体现着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发展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人手中。阿图罗・埃斯科瓦尔在《遭遇发展》说，“发展”“第三世界”“农民”“贫困”等本身就是西方社会以他们的发展模式所建构的概念。[2]
本书中除了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对殖民地的剥削以外，还阐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糖的“平民化”发展，使得糖的消费量在劳动人民中大量上涨，糖低廉的价格以及糖所提供的能量使得劳动者工作的成本降低，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便不断加剧。这里还要说明一点，虽然西敏司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当中，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从事研究的人，他并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奉为圭臬。和西敏司有同样研究视角的人类学家沃尔夫也是如此，他只是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看欧洲社会的发展，来看曾被妄言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如何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3]
西敏司的研究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的解释上。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中认为，人们“要根据既存的、特定的文化体系所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构想和解释世界”，这就使人在阐释中不断认识世界。[4]但西敏司不止于此，他认为“光是去假设存在一个共同的意义之网，这样做只会是掩盖”[5]，他要探讨这种意义体系是由谁构建的，即意义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和转化的。像糖这样的文化意义或产生的观念体系，只能产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一旦既定的文化发生改变，原有的文化意义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他认为在局部的文化意义之上，还有更为宏观庞大的意义之网，而这更为宏大的意义之网产生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之中，文化就是在这一关系中产生的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价值和观念，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特定地区文化意义的产生和转化，这种对文化的解释更有宏观的、整体性的把握，这再次体现了西敏司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
《甜与权力》作为一部精彩的学术著作，也存在着一些缺陷。西敏司认为糖的发展“庶民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殖民主义种植园的发展使糖的产量提高，价格低廉，改变了糖专属于特权阶层的现象。但是他的这套理论并不是普遍适用的，事物的“庶民化”并不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在季羡林先生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一书中就阐述了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庶民化”过程，糖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也是属于一种外来物，糖的生产与被帝国遥远统治的“南蛮”“岛夷”相联系，最初糖的消费集中于社会上层，后来随着产量增加，也就变成了大众化的食物。[6]可见中国古代的糖史也体现了一种内外关系结构以及平民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早于欧洲，而且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西敏司认识上的局限，说明他对中国蔗糖史的忽视，他所惯常使用的反思人类学的视角强调对西方近代史的批判，倡导驱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但是在他研究世界史时却总是将西方当成唯一的中心，排斥其他的中心。很可惜，季羡林先生和西敏司没有在糖的研究方面有过交流，否则人们会对东西方糖的发展演变以及全球视野下糖的历史进程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甜与权力》向我们展现了糖这种带有权力象征意义的食品，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平民化的过程，其中折射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世界话语权的掌控。作者西敏司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对西方近代的历史发展进行反思，将糖与近代世界体系联系在了一起，使人们看到了人类学的巧妙之所在：从小处着眼，探查其背后的人与世界。（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参考文献：
[1]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三联书店，1997年11月
[2]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3]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4]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5] 西敏司：《甜与权力――躺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第一版，第157页
[6]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