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让我学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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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期末考试常有，而南极行不常有。”所以，当同学们都在准备考试时，我坐上游轮去了南极，在那里学会另一种“试”。虽说我并不是大家认为的成绩在前一二名的“好学生”，但是我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活动家”。

我九岁，妈妈四十岁；我身高不到一米四，妈妈刚过一米五；出发前我感冒咳嗽，妈妈刚刚停了调节内分泌的药。我们这对拍档曾搭伴走过欧亚不少地方，在瑞士圣莫里茨湖边游过，在斯里兰卡洪水泛滥的乡间“驴”过，但远远没“凶猛”到徒步穿越戈壁、双脚走遍藏区、足迹纵横七大洲的程度，更何况远赴世界尽头的南极？但是我们还是想试，试过了也就不会有遗憾。

我和妈妈从上海出发，在多哈转机到达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到达离南极最近的城市，最后坐游轮到达南极。一路风光无限，但是如果遇到大风浪，船上几乎所有的物品都会颠翻，人也受不住这样的颠簸，尤其是穿过“魔鬼海峡”德雷克海峡时，晕船害得我走到哪儿都得带上呕吐袋。妈妈也是这样吐着走过这一段路程的。在路上我和妈妈相互照顾，不仅仅是妈妈照顾我，很多时候我也像个大人一样在照顾着妈妈。我问妈妈：“我是去南极最小的孩子吗？”妈妈说：“你想创造世界纪录？”我说：“不，我只是想知道，他们都平安回来了吗？”

妈妈说，为了到南极，有人写了遗书，有人拿出了一本书的版税，有人看了一万多张照片，有人带了价值百万的摄影器材，有人准备了三面不同名称的宣传旗帜，也有人只带了拍照的相机……有人到南极搞摄影，有人在船上谈管理，有人在甲板上参悟修行，有人在冰山前拍婚纱照，我们船上的探险队长和副队长是在登陆人群全都散去后订的婚……在这个星球上，南极是我们这些常人所能到达的最远的一个“别处”，它就像宇宙架设在我们星球上的一面环形银幕，所有要去的人都格外看重这次演出，希望在那光影中，一切都有意思，一切都意义非凡。

奔波万里，我和妈妈终于踏上了南极大陆，那一刻我激动得浑身发抖。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妈妈写了一张明信片，向爸爸汇报，感谢他把到南极的名额让给了我。这是典型的南极日常生活的场景：就着榨菜、辣酱，喝碗船上大厨发明的中西合璧的“粥”后，就要开始准备登陆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装备――将保暖内衣、冲锋衣、防水裤、脖套、太阳镜、手套，相机、镜头等放进防水背包，我们按组集合，换上防水靴，■过颜色可怕的消毒池，上橡皮艇，然后乘风破浪，开始我们的巡游、登陆。

我想登上南极的高山，看看更美的风景，可是大人们觉得太危险，我不得不中途折返。我哭了，和我同路返回的外国老奶奶告诉我：“你还小，将来有的是山可以登，不必在意这一座。”

确实如此，不是每一座山都要登顶，其实我已经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美如仙境的南极风景，而且我和妈妈已经把心留在了南极。我的南极旅行清单上，没有标注什么“南极十大不可错过的体验”之类的东西，我也没有举着旗帜摆拍各种“到此一游”照片的既定任务。在半月岛，我用相机孜孜不倦地拍企鹅，因为我想回去让同学们看看“企鹅肚子下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交到了很多企鹅朋友，有帽带企鹅、金图企鹅、阿德利企鹅、帝企鹅等。如此近距离地与它们面对面，我发现它们真的有一双可爱快乐的大脚丫。在动画片里，企鹅总是悠闲自在、幽默搞笑，其实在现实中它们生活得很艰难，每天为生存而忙碌。如果我们误入“企鹅高速公路”留下脚印，那可能会让它们深陷其中，遭遇灭顶之灾。

在拉克罗港体验南极“购物瘾”时，大人们都在买南极明信片、邮票、企鹅公仔和印有企鹅图案的T恤，而无暇参观岛上的小型博物馆，在那里保留着当年驻扎人员的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甚至军服和旧照片。我在商店的角落里翻找，想凑齐一套徽章。这套徽章是英国南极遗产基金会为了纪念当年英国探险队斯科特等五人到达南极一百周年特别发行的，每枚徽章上印有一个队员的头像和名字。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五个继挪威人阿蒙森之后第二批到达南极点的成功者的名字和长相，他们自己都不会想到，一百年后，我这个中国孩子会用自己的零花钱买走这里仅有的两套徽章。

南极让我学会一个字“试”。我从雪山上顺着雪道冲下来；坐橡皮艇巡游时，我亲口品尝了“南极冰棒”的滋味；在迷幻岛鲸鱼湾，我尝试了更疯狂的事――跳进比冰箱冷藏室还冷的水里游泳，还跳了三次，获得了企鹅跳水俱乐部的证书，看来我和企鹅朋友们的缘份还真不浅啊。

游轮上，著名冰川学家张文敬爷爷给我讲解了冰川是如何形成的。回程中我遇到了中国南极科考队的队员们，他们邀请我下次乘坐“雪龙”号再去南极。我一定会再去南极，为我的企鹅朋友，也为南极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