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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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研究世界的智慧,同样也是带来智慧的学问,因此,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
对世界的好奇诞生了最早的哲学家,哲学家既是真理的爱好者,又是智慧的爱好者。远古时期的哲学家们,在传播真理智慧方面给世人树立了榜样。
但是,哲学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字眼。芸芸众生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哲学呢?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是一堆脱离了生活实际的无意义的言词。许多人讽刺哲学家的超凡脱俗,他们在庸庸碌碌中给这种超凡脱俗贴上了一个“最可靠”的标签:在听到晦涩而艰深的言辞时,忽视它们,断然把他们视为无尽的谬误,归结为说话者的无知无趣,因而对这些言辞置若罔闻,毫不动心。他们不知道哲人们把智慧隐藏在这些艰深无趣的言辞之中,让人更像是意识的存在而不是认知的存在,从而创造性地孤立于众人之外。所以,常人永远抵达不了神圣的哲学的彼岸世界。
在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主人公孜孜不倦地苦修斯宾诺莎的名作《伦理学》数十年,毫不懈怠。身处闹市的他坚信能通过读书和沉思获得永恒的幸福。但他最终抵挡不住男欢女爱的诱惑而晚节不保,接受了一位姑娘的爱情,从而获得了世俗的快乐。小说最后,这个曾经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忏悔道:“神圣的斯宾诺莎,请原谅我,我成了一个傻瓜。”作者在讽刺了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的同时,是否也嘲弄了哲学家的智慧呢?
人们对哲学的嘲弄,也许不是老子所讲的“下士闻道,大笑之”的问题,或许要归结为哲学研究者为学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当。对大多数人来讲,哲人往往令人联想起某些难以接近、孤僻深邃的人,常摆出一副冷冰冰教训人的面孔,谈一些与生活毫不相干、莫名其妙却又自以为高深的问题。哲学语言也往往过于枯燥繁琐,常把简单的问题解释得冗长而复杂;或者过于简洁,人们欲从此微言中悟出大义甚至难于蜀道。如中国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泰戈尔的“我像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像村里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笛卡儿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却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我思故我在”,泰勒斯的“只有那些从不仰望星空的人,才不会跌入坑中”,等等长此以往,哲学也就渐渐远离了群众。
但哲学终究是一门智慧之学,其神圣的使命就在于启发民智,提高人类的心智水平,并思索人类心灵永恒的问题,赋予现实以理想和价值意义。
然而,常人的智慧是多么浅薄有限,人类的意识又是多么困惑迷茫。这些都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证明:尽管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尽管生存的浮漂感和人生的无尽之谜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来,但是,每个人并未对此作出持续不断、锲而不舍的哲学之沉思,而只有少数的极为例外的人才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从最早的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到笛卡尔的新经院哲学,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到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直到有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天才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把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把唯物主义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智慧进程推进至新的篇章。其他人,处于如梦的生活中,与动物相差无几,区别仅在于:他们有能力为今后几年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精打细算。假如他们还曾感到一些形而上的需求的话,那么,这也不过是现成的并已无需深汲的养料。
因此,智慧是一种强度的量,并不是广度的量。在智慧这一方面,有的人可以满怀信心地以一当千,而一千个愚人也抵不上一个智慧的人。
人们常说,学了哲学就会使人聪明而又有智慧。这种说法是确切的,但也可能是学习哲学的最大“误区”,因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不一定就有智慧。事实上,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缺少智慧,因而去追求智慧的学说。
传说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朋友曾经到德尔裴神庙请示神谕,询问谁是希腊最聪明的人,神谕的回答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知道后十分诧异,因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最智慧、聪明的人,他一向谦虚地以无知自居,怎么能成为最聪明的人呢?于是,他到处找聪明的人并与他们对话,以求证明他们都比自己聪明而神谕是错的。然而,在对话的过程中他却发现,那些自称聪明而又有智慧的人名不符实。由此,苏格拉底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他之所以被神谕说成是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有智慧,而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不断地追求智慧,爱智慧。实际上,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家们在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方法,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走过了很多艰难曲折的路,尽管没有一种完善的方法,没有一条直通哲学彼岸的路,但是,两千多年来这些方法和道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而且提升了人生的境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把哲学称之为爱智慧的学问,即人们对智慧的追求和热爱,这种追求和热爱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最高体现和不竭动力。
其实,哲学离人们的生活至远又至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智慧既为哲学之需,又为哲学之求。
(指导教师 张培坤 惠安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