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后锋”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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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士刚把中国的园林搬到欧洲，造了一些假山花园，欧洲人的反应是这事情怎么有点恐怖啊。不同的文化对建筑语言的理解非常不一样。”
四百多年后，王澍带着他的“瓦园“、“衰朽的穹窿”，两次在威尼斯双年展斩获大奖。在这之前，有他迄今唯一一个商业项目钱江时代赢回来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有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带来的中国建筑艺术奖；在这之后，有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有法国建筑学院金奖。从国内到国外，“异类”王澍不断的拿奖，一直拿到了建筑学的国际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
普利兹克奖
1983年贝聿铭得普利兹克奖时，66岁。2012年王澍得奖时，49岁。每年有500名设计师被提名普利兹克奖，然后一个个经过五到九人的评委会审核。今年的评委会，除了有华人国际设计师张永和、唯一的女性普利策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的加入。这种看似不搭界的组合恰是为了最不失偏颇的评选，这也是今年仅有33岁的普利兹克奖能成为“建筑界诺奖”的一大原因。这些评委们慢吞吞的筛选一年，直到那个最后幸运儿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下诞生。
对于王澍来说，这一过程一点儿也不慢吞吞，反而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他得奖的消息早在公布前就已在网上泄露，一时间，网上掀起了关于得奖真实性的大讨论。彼时，正主王澍正在太平洋那端的洛杉矶，陷入了酒后的昏睡中。被誉为“史上最具人文气息的建筑家”，采访时，王澍全黑的穿着里最亮眼是一件略微朴素的黑色皮夹克，但当他坐下说起刚刚在大都会博物馆看的展览“Chinese Gardens： Pavilions， Studios， Retreats”，他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立马就从这身西式的服装里破茧而出。“他们馆藏的和中国园林有关的中国绘画全部拿出来，做了一个展览。文征明当时画拙政园的三十一张图，这个其实平常很难得一见的，在这个展览里也出来了。”
象山校园
类似村落状态的象山校区，介乎城乡之间，融汇山水之中。看得到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南方的丛院和山房，楼里区里拐弯的楼梯，墙体上“七上八下”的异型窗户，以及仿照太湖石轮廓的大块镂空。楼与楼中间被很多钢柱“刺穿”的走廊，像是一节节火车的车厢。学校大门旁边，吐鲁番制葡萄干时那种晾房式的墙壁。生于新疆，长于西安，在金陵富庶之地读书，最后定居“人间天堂”杭州。异类王澍所有的设计都有迹可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象山校园是王澍的一个大实验。实验目的有三。其一是看看建筑如何毫不突兀的融合在山水中，尤其是这种大型的、群体性的建筑是如何跟山水风景来混合建造的。
第二个实验，是关于大学建筑模式和教育形态的实验。王澍拒绝去大学城，也不愿把象山造成大学城的感觉，“大学城的原形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巨型监狱模式。当时是从监狱建筑找到的灵感，高密度的有效率的来组织大量的人，而且要保证他的稳定和安全，不能出事。”王澍顿了顿，说：“监狱我们是不去的。”
最后还有个目的，拿象山校区这种介乎城乡之间的建筑做实验，试图探索如何弥补中国城乡建设模式分裂的问题。“村落建筑没有这么大的。现在建筑因为面积都很大，在这么大的建筑情况下，如何又能够把传统的感觉找回来，这个实际上一个语言性实验。”
在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看来，象山校园是王澍对徽派建筑语言的再利用与更新。“象山那个地方叫转塘，什么叫转塘？古老的时候一条大河从这里转了一下，我们可以想象这座青山其实在河边，所有的建筑应该像徽州一样围着这个群山。”八百多亩地上，用七百多万块旧砖瓦建造的三十余座建筑散布着。
象山有没有达到王澍的这些目的，不好说，不过显然这里跟王澍的任何一个作品一样，遭受了两极化的评价。慕名来学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个从德国来的高中生说她很喜欢这些跟她平时看到的中国传统建筑特征不同的房子。中国美院却有同学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好不容易从农村考上了城里的大学，一来到象山，感觉自己又回去了。” 教室里暴露的水泥地面被批评过，采光不佳、冬天冷夏天热被抱怨过。王澍反问，为什么不去宽大的走廊上课呢？为什么不去凉爽的树底下上课呢？为什么不去视野开阔的屋顶上课呢？
好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慢慢的尝试接受他了。业内佼佼者张永和、刘家琨纷纷站出来挺王澍，指出他设计中的合理性。“现在水泥地面被打扫阿姨擦得油亮，好多人跟我讲，现在这样也挺好看的”，王澍说。采访当天，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华人老奶奶从英国赶来，第二次排队等着见王澍。“她研究宋代的绘画史，特别喜欢他（王澍）的房子，在他的房子看到了宋代的绘画里的东西。来第一次，看到那个房子，那个老太太感动得泪如雨下。”王澍的妻子、合伙人陆文宇说。
陀螺王澍
王澍平时不怎么上网，手机也用的少。在别人用电脑快速制图时，王澍返璞归真，常年坚持手工制图，“保持心灵的平静”。他的早期建筑并没有像普奖获奖作品一样具备如此浓烈的中国园林气息，但这些连绵的屋檐、瓦片墙，在近年越来越成为了“Designed by 王澍”的标签。这些被王澍称为“脏建筑”的作品，由于大量回收使用废旧的瓦片、缸片、青砖等传统材料，没有现代建筑玻璃幕墙耸立的突兀感，“旧了反而好看，不要二次装潢，这是最关键的。”跟王澍合作多年的工匠王宝根也赞同。王澍获奖后，王宝根也成了名人，经常有人请他去当地原样复制一套王澍风格的建筑。
从今年二月份知道王澍获奖，到九个月后的现在，普利兹克奖的热度犹在，王澍也越来越像个陀螺了。又或许没有普利兹克，文人王澍也会越来越像个陀螺，从学校里恃才傲物的学生王澍，变成十年安于探究传统建筑工艺的青年王澍，再到业界保佑特殊位置的导师王澍。然后用书法、绘画、宫商角徵羽填满剩下的时间。
这个设计房子很有一套的设计师，目前没有住在他亲手一点点儿设计起来的家里，而是为小孩上学方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这个是中国现在，大家都这样，小孩上学上到哪个学校，父母都要跟去。”王澍无奈地笑着说。
象山校园的二期工程仍在建，陀螺王澍的下一个项目是和万科的王石合作，在以“食物的世界”为主题的米兰双年展上，二王携手打造万科馆中的“中国式食堂”。而为王澍赢来越来越多这种合作可能性的脏建筑，有小部分已经被拆了。“还是反映了当代中国现实，一个是发展得快，再一个大家主意变得快。”王澍解释道，“想法变得特别快，这一方面是好的，另外一方面又是很大的问题。其实大家不太明白什么东西需要坚持，就是因为搞不清楚什么东西需要坚持。”
王澍很有自信自己的作品是能够大规模的复制的，让脏建筑在更多的地方提醒着人们现实与传统的纠结关系，例如将象山校区零敲碎打的单位式复制，或是将整个象山放大100倍，形成一种新奇的城市概念。
宁波五散房、南京三合院、上海南京东路顶层画廊，后锋设计师王澍的主要作品目前都蜷缩在江浙一带，唯一远一些的建筑，目前只有昆明的“和韵休闲中心”。也许只有时间才知道，脱离了当年孕育出绚烂的古典园林文化的长三角，王澍的脏建筑是不是也可以在江浙以外的其他地方落地生根，继续以义无反顾的英勇，突出这位自己禁锢的第二层重围。
[对话王澍]
我的视野前面是传统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
王澍：我现在对应我的话，我管我自己叫做后锋建筑师，如果有很多先锋建筑师的话，我宁可当一个后锋建筑师。
记者：后锋，怎么解释后锋？
王澍：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讨论总是和传统有关，因为我的看法是，其实我们如果要讨论所谓的未来的问题，首先要回过头来讨论传统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传统的讨论，我不相信有什么好的未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视野，很多人都说我是很先锋，很实验，但实际上我主要的视野面对的是传统。但是反过来，传统为什么还有个锋字呢？是因为传统你想让它在今天还能够有生命力的活着，你不用创造性的手段，它是活不下去的，它也必死无疑。所以它一定需要，反而你面对传统的时候，你需要用非常有创造力的手段，才可能面对它。
所谓的先锋，其实是很容易的，先锋建筑师基本上就是跟着国外的最新的潮流跑。而面对传统这个问题，包括国外的探索性的建筑师，都很头痛，觉得无从下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比先锋更有挑战性。
记者：为什么说北京、上海没有你心中的中国？
王澍：我觉得其实人的生活主要是一个文化性的，比如说，你为什么叫中国？你为什么不叫韩国？你为什么不叫日本？其实主要是一个文化的观念构成的。文化包含了很多的方面，衣食住行都渗透在里面。完了之后，它形成了你这个文化。
那么，很大的一块就是你的城市和建筑，因为这些和生活方式是和在一起的。上海当然不用讲了，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殖民地。从一开始它就是殖民地，到现在为止，它还保持着殖民地马仔的气质，所以上海基本上不是个中国的地方，它是个殖民地。
北京的话，当然是很可惜了，因为北京原来是典型的一个大的中国城市。我见过一张一百年前的照片，我说那是比巴黎还美的城市。如果你站在景山俯瞰下去，你会看到这个城市美得无与伦比。但你现在看一下，这大概是一个发展中世界，刚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一片混乱的一个城市。整个城市，原来有的文化和优雅，全部消失掉了。
当一个地方已经忘记了你还有文化，你还曾经有过优雅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文化的定义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像北京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国家。你没有办法用文化定义来定义它，还是中国，它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