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我对教育没有期待,只有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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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佛教上说“我眼本明，因师故瞎”，我相信放养，不相信圈养；我相信牧童，不相信驯兽师。从小到大，我对“教育”没有期待，只有求饶。

编者按：这篇访谈是一次自问自答。采访者，是“清华大学降低60分录取”的主角蒋方舟。被访者，是被评论认为“这么优秀的孩子，只得经历这样的入学尴尬”的当事人蒋方舟。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入学事件。对于7岁写作，9岁出书的蒋方舟而言，选择清华之前的考虑，只有当事人最有权利发问；对于这个高校教育模式屡被质疑的上行社会，选择背后的问题，只有当事人最适合回答。

自2008年8月8日始，蒋方舟被聘为《新周刊》特约记者，从采访自己转而采访社会，敬请期待。

前些日子，蒋方舟通过自主招生考试，加60分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录取，引来素不相识的人的议论和辩论。

蒋方舟有个习惯，每走到一个关卡，就会缩到自己微薄脆弱的核桃壳里，不由自主地分裂。

蒋方方擅长怀疑和质问，语速飞快，自认为是天字第一号犀利记者。蒋舟舟眉头深锁，语速缓慢，常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中断采访。

蒋方方：听说你愿意接受我的访问，你是不是对自己很感兴趣?

蒋舟舟：我对自己完全缺乏兴趣。我知道有人喜欢把自己做成幻灯片，自己站在幻灯片面前兴趣盎然地讲解。对我来说，研究自己既其乐无穷又百般无趣。前几个月，我本来想写一本研究自我的牢骚书，叫《是谁让我如此快乐》，研究了两页，才发觉自己如此无趣。研究我就像用筷子扒拉盘子里的肥肉，于是就放弃了。我记得一个作家，说自己中学时代研究了一年自我，发现自我是你追我跑的，研究得越深，自我躲得越远。

蒋方方：你刚刚说要发牢骚，高考是不是你血泪控诉的对象之一?你刚刚结束高考，为什么要去做应试教育的帮凶?

蒋舟舟：我不是帮凶，我是卧底，赢取信任，取得情报……嗯，这样说也不准确。应该说，我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如果教育的作用是塑造的话，那么它的确浇铸成型了一个筋骨健全、功能健全的蒋方舟，就是体制内的蒋方舟。

体制内的那个无比真诚地卑躬屈膝低眉顺眼，体制外的那个偶尔显灵，在她背后指着她耻笑辱骂。两个人皮肉相连，每每想扯开就痛苦不堪。她们俩不停争吵，加重了我的人格分裂。这种精神压力要大过升学压力。蒋爸爸到药店去给我开头痛药，一说症状，结果被推销了一大塑料袋治疗精神病的药。

蒋方方：痛苦个啥?你既是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自主招生特长录取――体制外的既得利益者，说得好听是占尽了便宜；说得难听，是太讨人嫌了。你不能这样，你应该只选一个，不能两个都占了。

蒋舟舟：选哪个?如果让大众舒服的话，就应该选穷酸文人那条路吧。从小到大，多少人给我指路啊!死命用指头戳我肩膀下最柔软的地方，以失聪人士特有的音量对我大叫：“你只能走那条路!快去!快去!”还有人兴冲冲地，认为自己跑到了我面前，站在路口叉着腰，面向我哈哈大笑，仿佛看到我已经走岔了路，或者掉进了什么坑里。

蒋方方：对待别人的指路，你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充耳不闻?

蒋舟舟：我最近喜欢用的词是“立场”，站立的点决定视野，很多人看到的风景就只有自己脚下那块方砖，指来指去，无非把我招到他们跟前。另外，指的路都是现成的路，那些没人走过的路，就没有人指了。

被清华大学录取后，有人把我和钱钟书、吴晗相比，钱钟书和吴晗当年就是破格录取，我也被降分录取，将来也能成为他们。尽管这是善意的，我却拒绝接受这种推理。

蒋方方：就自主招生来说，你觉得做“猫腻”的可能性大不大?机会多不多?

蒋舟舟：我觉得社会形成“一定有猫腻”的思维方式是很可悲的。每出现一桩事儿，就绕到它背后去人肉搜索黑幕、推手、背景、后台。我最近发现跟比我更小的孩子交流，如果说某个人一路清白地成功，他们不会相信；如果说某人有个当官的父亲帮忙，大家就理所当然地认可了，笑着点头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这一代对社会不公现象仅存的虚弱的愤慨，在下一代身上也消失了，这是令我震惊的。

就我经历的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来看，要过很多关，像高考一样考好几门，也要划分数线什么的，监控的环节也很多，而且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高考。所以做“猫腻”的机会是很小的。我预测一下：自主招生是大学未来的招生趋势，将来很可能成为“小高考”。

蒋方方：你为什么不去“赛达”(SAT，即俗称的美国高考)?

蒋舟舟：因为蒋爸爸对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好感，以及害怕高鼻子洋人的外形，又及认定我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定堕落，加上害怕我出国就不回来了等等理由，希望我永远留在中国，至少必须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蒋妈妈则害怕我到国外去了，跟有钱有势的阔同学一比，相形见绌，我的全部精力都要放在“抗穷斗争”上了。

蒋方方：你希望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蒋舟舟：我首先觉得“教育”这个词是荒谬的，集体教育更是奇特的东西，我相信佛教上说“我眼本明，因师故瞎”，我相信放养，不相信圈养；我相信牧童，不相信驯兽师。从小到大，我对“教育”没有期待，只有求饶。

真正能教育人的，应该是放养吧。我从小就被放出去跟人搏杀，起初只有抵挡的份儿，现在也只在见招拆招的阶段。我看古时候的神童，一举成名的时刻都是和皇上对答呀，和成人比拼才艺，还有直接派出去指挥作战的，他们都是直接被甩到巨人部落。

蒋方方；我把自己定义为你的服务生，是你的附庸品，我觉得你这个主子很难伺候。

蒋舟舟：我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悲观是对人，理想是对己，标准的严以待人、宽以待己，这是了解我的入口。

蒋方方：你有没有讨厌你自己?

蒋舟舟：我深切地讨厌我自己。据我的研究，那些已经在高高山顶上的人――那些凑了几桌麻将等着我的不同人种的老头们――他们都会自我困惑自我否定。

但他们不为人群所困惑。人群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成体了，停止生长了，而我还在生长，生长注定是血肉横飞、筋骨毕露的丑陋的过程。我还会被人群所困惑，这就是我永远无法跟他们媲美的。蒋方方：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死了之后，人们会怎么谈论你?是红颜薄命，是天妒英才，还是为民除害?

蒋舟舟：我11岁的时候写过：“我隐居起来后，就慢工出细活，几个小时才创作出一部举世闻名的著作，又用一个毫不相干的笔名发表……等我临死的时候，我就支支吾吾、勉勉强强、半死不活地说，那个人就是我。”这是我最初和最终的文学梦想，我现在的生活完全背离了它，我成了《楚门的世界》中的true man，在直播中长大，这也算我的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的结果，就是我死后――呸――留下的，不是身为作家的我，不是作品，而是一个案例，一本卷宗，一堆食言的计划，一种以我的名字打头的病症。

至于人们怎么谈论，那要看我什么时候死，是什么方式死。每当别人翻看我的卷宗时，我就配合地饰演个作古的人。我已经习惯人们像谈论一个标本一样谈论我了。

(本篇访谈系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