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到底荒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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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法国的新浪潮之父戈达尔曾经说过。在格里菲斯之后，只有伊朗电影人阿巴斯还用智慧来拍电影，同时也讽刺了世界电影自阿巴斯以后，再无新意，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刺痛着世界电影人脆弱的神经。
这是一个呼唤好剧本的时代。
引言
今年3月22日的香港电影节上，由王宝强、叶璇等人主演的《蔡李佛拳2010》宣布在5月10日上映。仅仅过了两天，由洪金宝和其子洪天照一同出演的《蔡李佛拳》也宣布了他们4月2日的档期。虽然故事不同，主演也不同，但不难发现，这两部电影属于同类题材，都是在讲述关于蔡李佛拳的故事。
两个月内上映两部《蔡李佛拳》，其实不过是近年来华语电影界题材撞车的一个缩影。根据广电总局公布的今年立项及拍摄的电影名单，从4月份开始，观众们即将会看到五个关云长，四个孙悟空，三个穆桂英，三个白娘子，然后还要准备三桌鸿门宴。
这其中，最早跟大家见面的关云长是4月份上映的甄子丹与姜文合作的《关云长》，而田壮壮执导的《关公》、杨子担任制片人的《武圣云长》、陈木胜执导的《武神传》以及高希希执导的《三国关云长》虽然都没有拍完，但都已经开始了大肆宣传。四个孙悟空同样也都在争夺时间，甄子丹主演的《大闹天宫》、周星驰的《大话西游2》、张纪中的《美猴王》和另一部《孙悟空》都在筹备中，争取最先上映的时间。至于“许仙与白娘子”的传说，除了由李连杰和黄圣依主演的《白蛇传说》，还有博纳影业的《新白蛇传》和另一部相关题材动画片。而三桌鸿门宴的烟火味也越来越浓，陆川的《鸿门宴》甚至被改成了《王的盛宴》，因为在他之前，李仁港已经在广电总局报备了《鸿门宴》，而与他们俩竞争的，还有一部《刘邦和项羽》。而在这些传统名著题材改编的电影之外，周星驰和李连杰打起了《太极》。吴宇森的《飞虎》遭遇了安晓芬的《飞虎月亮花》。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些特例现象。在这些撞车的题材里，几乎囊括了目前华语电影市场中的主流导演和演员，姜文、甄子丹、李连杰、陆川、周星驰、吴宇森等等。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些小制片方出于功利的目的进行的恶意干扰，而是华语电影界在创作题材方面，真的已经到了这种竭尽全力分食市场每一份羹的地步。国内电视剧市场也更是如此，猛拍着“戏说”和“王朝”系列的历史剧，而一些山寨、恶搞剧也分享着市场的半壁江山。
这种创意的匮乏不仅仅是发生在华语市场，放眼望去，即使影视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有此“剧本荒”的困扰。早在2003年梦工厂成立7周年的纪念酒会上，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就说：“只有精彩的故事结合精致的画面，才是电影的精髓。而如今，好莱坞已经没有当年的王牌编剧。”虽然他的梦工厂每年在剧本上的花费达到7000万美元，他也自诩“我们在培植好莱坞的希望”，因为他不希望看到“某一天，我们只能从中国、印度和法国来购买剧本”。不过近几年来，斯皮尔伯格的这一愿望似乎并没有实现，更多的电影厂商看好“翻拍”这条老路。从2002年，美国导演戈尔・维宾斯基重拍日本恐怖片《午夜凶铃》获得巨大成功开始。好莱坞买下了多部亚洲电影的改编权，这其中，香港电影占据了较大比重，如《无间道》《伤城》《大事件》《黑白森林》等。章子怡的《非常完美》和姜文的《让子弹飞》也都被好莱坞买走改编权。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体制缺陷
张艺谋曾说：“现在拍电影最难的，也是最珍贵的，就是找到一个好剧本，今天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冯小刚也说：“中国电影目前的危机之一就是缺少好编剧。”然而，就是在这样好编剧奇缺的情况下，中国编剧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现在国内的编剧没有地位，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属影视界弱势群体。编剧权益受到侵害，是公认事实。
“张鸿，2000年中戏毕业，从事编剧工作5年，刚开始的时候，他给人写个剧本，辛苦写好后投资方甚至连面都没见，只是通过电子汇款给他卡里打了200块钱，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血简直就像‘糟透了的电子文字垃圾’。”
“编剧李樯在写好剧本《孔雀》后，本子在圈子里绕了一圈后被投资方买下，最后又以各种缘由撤资，时隔很久才又被导演顾长卫慧眼识金，成就了今天的电影《孔雀》。可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投资方答应给李樯的50万稿酬他才拿到3万，迫于无奈，最终，李樯把投资方告上了法庭。”
“北京某影视公司秦溱创作的剧本《生如夏花》获得圈子里一致好评，也有投资方表示愿意高价签约，可是必须加上一个条件，即要把秦溱的名字改成海岩。”
有人说，每一个编剧都有一部自己的血泪史。以上列举的这三种现象，也绝不仅仅是个例。世界进入了创意经济的时代。剧本的创意和设计，包括作者对题材的发现，人物的创造，故事的发展，均属于法律守护下编剧的知识产权。无论是世界《伯尔尼公约》，还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于原创作者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都赋予了清晰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我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深度与细度不够，侵害剧本权益时有发生，电影“剧本的创意设计”，在电影界越来越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与尊重。
“我劳动了，希望被认可。”这是编剧高璇在微博上为讨要编剧署名权发出的呼声。她去年与《赵氏孤儿》剧组的署名风波一度引起广泛关注。
编剧署名之争的背后，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编剧的作品版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据了解，目前国内编剧基本上是版权买断，完稿后给了钱，之后的影视剧版权买卖、票房等方面收益就和编剧没有关系。
事实上，版权问题如何分配确实难以界定。业内人士称，除了编剧大腕和初出茅庐的小编剧，目前编剧写剧本有九成以上是命题作文。往往是制片方给出一个创意，然后寻找合适的编剧聘用写本。从点子上就不属于编剧的原始创意，因此版权归属显得难以界定。但是高璇希望，“命题作文的剧本能够和影视剧的制片方们有着共享版权的权利，用一个工作的量化进行百分比的量化，可以在之后涉及到像DVD、海外买卖等版权买卖的交易时也会有分成。”
高璇在微博上还说，“我就想：能不能攒个《编十条》？比如：编剧有署名权、海报署名权、宣传出镜权，谁违反罚谁款；比如参与工作，不论多少，均享有署名，按贡献大小排序，不反对8个并列……”对于维权，高璇希望可以正规化。“一个劲地说制片方的不是也不是办法，我们是合作关系，如果有个健全的法律法规出台，对大家都有好处。”
除此之外，在和制片公司接洽上，国内编剧们都是亲自出马，一种方式是凭私交，合作几次的继续合作，而且导演和制片方们倾向于挑选著名编剧，和制片方谈剧本的合同就要个人自己把握了。电影《十七岁的单车》的编剧唐大年说，这是因为产业机制不健全，国内那些电影家协会、表演艺术家协会基本都属于艺术交流型的福利性组织，并不涉及导演、演员们的权益保护和经纪层面，像成立公会或者聘请经纪人，唐大年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编剧们普遍都没这意识，而且一般编剧收益本来就不高，有了经纪人机构也不一定愿意支付费用。
现实所困
“一个好的剧本可能拍出坏电影，但一个坏的剧本绝对拍不出好电影。”这是好莱坞电影界的名言。远观美国，他们每年生产300到400部电影，要保证如此众多的电影都是原创作品，无疑是天方夜谭。美国电影界盛行的理论是，量决定质。虽然生产量大并不代表影片质量高，但是如果每年都有大量的影片产生，总有若干部的质量会出类拔萃，所以好莱坞虽然翻拍片很多，但是细看每年奥斯卡获奖的影片，无论在商业成就还是艺术成就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也正是因为有量的保证，所以才会有蒂姆・波顿的《剪刀手爱德华》和《大智若鱼》以及大卫・林奇的《蓝丝绒》和《穆赫兰道》这样的另类作品，而观众也会在吃腻了好莱坞一贯的“大鱼大肉”之后，对这些风格清新的作品青睐有加。
近看中国，影视圈闹“剧本荒”也是为现实所迫。五个关云长，四个孙悟空，三个穆桂英，三个白娘子，三桌鸿门宴。冒着撞车的风险，导演们还是青睐同一题材。甄子丹版《关云长》的导演麦兆辉和庄文强就曾经表示，选择这样的题材起码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相对安全。对于进军内地的香港导演而言，古装历史题材远比警匪片和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更容易通过审查。第二，群众基础雄厚。因为大家就算对这些人物不是特别了解，起码也都知道这些角色的名字和部分事迹，在电影上映前更容易造成宣传方面的优势；第三，在中国国力日强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都在呼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而电影作为一个载体，能够向全世界宣扬中国的文化精神，拍摄诸如关羽、孙悟空之类已经被全世界华人所认同的文化符号，更容易赚到钱，也更容易拉到投资。
这同时是否也代表国内编剧原创能力的减弱？影评人黄辰星一针见血地说，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电影编剧根本就不是原创能力下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形成原创：“中国有多少真正的、通过原创剧本形成的经典电影？尤其是近三十年。盘点这些年来的经典中国电影，你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导演们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小说，然后拿去改编成了剧本。张艺谋的《红高粱》是莫言的小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是李碧华的小说，冯小刚早些年的代表作，都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王朔的小说，就连去年创造最高票房的《让子弹飞》也是马识途的小说。所以，如果单论中国内地电影，我们必须承认，编剧的原创能力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可以支撑起票房的地步―― 必须有一个优秀的小说为蓝本。”
反思并学习的功课
“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法国的新浪潮之父戈达尔曾经说过。在格里菲斯之后，只有伊朗电影人阿巴斯还用智慧来拍电影，同时也讽刺了世界电影自阿巴斯以后，再无新意，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刺痛着世界电影人脆弱的神经。
“剧本荒”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世界影视工业的发展，我们困扰的同时，也可以从一些先进国家里窥探方法的一二，来寻求这场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伟大变革的解决途径。
首先，工会力量强大。北美编剧大罢工，让全球了解到美国编剧协会（WGA）的强大。好莱坞的制片人、电影编剧、演员等都有自己的独立公会，只要编剧的作品拿到制片人协会的3个合同，就有资格进入公会，每年按总收入的20%-30%交纳会费。公会的职责是帮会员注册版权、替会员索要拖欠稿费、指派律师打违约官司等，还有医保等福利措施。虽然制片方能否看中编剧的本子得看个人实力，但编剧也可以从公会挑选到经纪人，去帮自己推销剧本和谈价钱，经纪人按总收入的20%-30%提成。
最主要的是，美国除了由基金会支持的一些艺术探索类电影，商业电影编剧的主力都在公会，公会无形中是专业资质的保证，各大制片厂直接到公会去拿剧本，而奥斯卡、金球奖等最佳编剧的评定部分也是由编剧公会负责。编剧公会就是为电影编剧们的福利和权利而工作的。
其次，版权保护细致。美国编剧们在剧本稿酬等收入上，最有力的保证是公会和制片人协会每隔3年就要签订一次的协议，这类协议演员公会、舞美公会等也都会和制片人协会签订，协议对双方公会权利义务、下属会员的待遇都有细节性规定，比如演员的时薪和剧本的计件工资等。实际上，好莱坞的一个剧本通常会花两三年时间去打磨，每分钟的剧情要用整整一页的剧本来表述，应该在何时制造笑点，何时制造惊恐点、悬疑点，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小兵是北京某艺术类高校的编剧专业学生，课余，他常为一些影视制作公司创作剧本。由于公司催稿催得紧，小兵根本没有很多时间体验生活。他的创作素材多来自于对现成小说的拼凑。”
记者了解到，像小兵这样抓住别人小说的创新点，自己添枝加叶进行改编，已经成了很多影视剧本的创作方法。这种编剧方法，既没有经过原作者的授权，也不算自己的文学创作，所以现在有人称这样创作剧本的人为“剧本”或者“编剧作家”。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尖锐指出，这几年来，中国编剧的心态也太不平静。由于待遇普遍偏低，目前的电影编剧人才流失严重，有名的编剧往往会去写电视剧，或者当导演、制片人；年轻编剧会觉得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愈发心态浮躁、耐不住寂寞，陷入了收益与质量的恶性循环，致使电影故事平淡、乏味，反而让翻拍片、山寨片成了主流，最终，造成了“连张艺谋都找不到好编剧”的困顿。
也有很多人纷纷呼吁，中国电影创作应该向好莱坞学习，对此，黄式宪表示，虽然很多中国导演已经开始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希望拍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风格的电影，可是大多数作品至今仍令国人失望。其主要原因是只学到了国外电影的皮毛，却未能领会其内涵、本质，以为依靠宏大的场面、唯美的画面和漫无边际的幻想就可以炮制出一部电影，但由于缺少良好的故事支撑，整个影片难以令人信服，以至于自取其辱，最终遭到了网友们的恶搞。他希望中国的编剧能够更加注重人文精神的捕捉，有了这股精神，影片才会被注入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