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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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中江兆民的《续一年有半》，一天未下楼。想起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读书足不出户，被人呼为“何妨一下楼斋主人”，不禁会心。昨天读完《一年有半》的二三章。中江仍宣扬他的“认真”理论：“大政治家，都有兢兢业业的心情，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因为他们内心感情是真挚的。”也仍然实践着他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著书而买日为活：“如果一天写五页，那么，能够再活二十天或一个月，也就足够了。”这种文化英雄的情怀震撼着我辈读书人。

《续一年有半》皆是哲学性论理，否定灵魂、排斥宗教。中江是日本第一个对唯物主义作精密推演的人，他的许多论证新鲜有力。他反对“主宰神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人类自治”说，他认为人类不依靠上帝的审判完全能够管好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改善道德、改进人性，他的例子是神宰的中世纪反而野蛮残酷，而文艺复兴以后的世俗化社会倒越来越文明、正义。他比喻说人的身体如炭、精神似火，炭尽则火灭，不存在脱离身体的精神和灵魂。中江是个敏锐而雄辩的人。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江眼中的日本，更愿将他的著作当成理解日本之助。

他从明治维新的经验认为日本是善变的民族，很会顺应时代，不抱顽固的态度，说维新三百个诸侯马上成与维新，说变俗就一下子都改成西方的风俗习惯，而对原来的风俗“绝对不加以留恋”；所以日本没有西方那样“悲惨而愚蠢的宗教战争”，“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他们是常识极其丰富的人民。但终究不能期望他们超出常识之上。”这启发我思考近代日本的宗教精神。

不能说日本没有宗教精神，从前武士对藩主的绝对忠诚，后来民众和军队对国家神道的持久狂热，都不能不说是超越常识的强烈宗教精神，也不能简单将其论定为浮躁与轻薄。只是他们信仰的对象没有超验性，因而也没有恒定的道德与原则，藩主与国家都立于俗世，都是现实中敏感的利益主体，会根据现实利害随时变化，其信仰者也就紧随之盲从而变。所以日本民众当时的举国善变可能不是因为没有宗教精神，而是因为太有宗教精神了，只是其宗教是一种奇特的俗世宗教，其偶像不是天上的神而是人间的神。天上的神永恒而永生，人间的神常变以常存，其信众也就有固守与善变之别。回想起来好像倒是近代中国民众的变化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常识，所以变化要缓慢得多。近代中国与日本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

中江对日本人的“小量”有批评。“我国人又是度量狭隘的，有一种满足于小小成功的倾向。只因满足于那种小小的成功，所以稍微取得一些荣誉的时候，动辄显出晏子的马车夫那种扬扬得意的神气；甚至陡然变得骄傲和怠慢起来，动辄用无礼的态度对待他人。”这种“得志便猖狂”的毛病可能是被中江说了个正着，但有中江这样的圣贤来自省“小量”，本身就是一种“大气”了。中江在这一点上很像中国的鲁迅。中江对同胞以“大国”相励：“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这说得很中肯，至今仍值得日表^记取，也同样值得我们中国人记取。既然疆土无大小而国有大小，我们中国人也要以“小国”相戒。

我当然还特别留意中江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中江虽精通法文、饱知西学，对中国文化却没有排斥贬低之意，相反在字里行间还推崇有加。说“推崇”都有些着相，他其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他自身的许多举止都是中国文化修养的流露。

在他那里没有“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中江对中西文化的诸端义理都持一种平常心，认为是可以互相印证发明的。“民权是个至理；自由平等是个大义。违反了这些理义的人，终究不能不受到这些理义的惩罚。……帝王虽说是尊贵，只有尊重这些理义，才能因此而保持他们的尊贵。中国早已有孟轲和柳宗元看穿了这个道理。这并不是欧美专有的。”可能有人会将中江这话嘲笑为日本的“古已有之”论，但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停止嘲笑“古已有之”论、给此论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