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版本辨析——古籍中版印差异现象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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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雕版刻书，书版流传经多次刷印，不同印本间往往会出现文字内容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超过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文章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为例，考订此书的版印渊源，辨析不同版印各自的版本特征，从而阐发古籍版刻之“同版不同印”问题，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关键词：高启 版本 同版 版印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1－0141-04
An Analysis of the Edition of the Poetry Anthology Written by Gao Qi
——Set examples to distinguish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inting in different editions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books were usually carved first on the wood ，and then the carved wood can be handed down， and printed many times， so there remained different printings during the process， and the content in the wood may be changed by adding or removing some words. Finally, we find a kind of ancient book have different editions. This article gives a book for example to elucidate the phenomenon of "Five printings in the same carved wood"， and analyze different version features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Keywords Gao Qi； edition； printing； Chinese ancient books
中国古代雕版刻书，因书版可长期保存，出现了书版递相流传及流传过程中多次刷印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书版所有者经常在原有书版的基础上进行挖改、修补、或增刻，形成了同版不同印次中包含类似于版本变化的复杂特性。因此，在古籍编目中，不但要重视对古籍版本的考订，还要重视对同版不同印次的考订。即使遇到同版古籍，也要注意对比其不同印本间是否存在文字内容上的差异，并归纳各自的特征。本文以《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为例，考订其版印的渊源，阐发其不同版印的特点及版本价值，试对古籍版本中“同版不同印”现象作一侧面揭示。
1 高启及诗集注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被后人推许为明三百年诗坛的巨擘。《四库全书提要》评点曰：“高启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高启的诗集，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诗凡二千余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共录诗九百余首，由其内侄周立于明永乐元年（公元1402年）镂板印行，这是高启诗集最早的版本。至景泰初年（约1450年左右），徐庸掇拾遗佚，合为一编，题作《高太史大全集》，凡十八卷。虽谓之“大全集”，实则并不完全。如成化间（1464-1487）张习编的《槎轩集》中有些诗就未被搜集，另正统九年（约1443年）由周忱刊行的高启的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也不在《大全集》内。
清桐乡人金檀历经四年的时间，较全面地辑注了高启的诗文，于雍正六、七年时刊刻了《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收录高启诗文十八卷，含乐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长短句、联句等，还有遗诗一卷，扣舷集一卷，凫藻集五卷，并附录本传、年谱，及与高启同时人的哀诔、祭文、悼诗和后人对他的诗评、杂记等。相较于之前的版本，它不但补入了《大全集》中所未载的佚诗，而且还广泛地搜辑了许多遗诗，并附录许多其它的资料，又将词集、文集附后。因此，被认为历来是高启诗集最完备的版本。在陈璋所作序中，叹金檀乃高启之知己。因“以青邱集历年久远，易本不一，寖失先生手定之旨。因详订舛讹，广增注释，殚精竭思，浃四旬岁而后成，于是青邱全集重新。”可见，此部诗文集注收录高启诗文最全，金檀详订校注最细，是研究高启及其诗文的重要文献。
2 考订同版及先后印次
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可查出《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均有保存，属存量较多的善本书。因高启其人的地位及此诗文集的完备，此本广刊流传。善本书目中著录为：“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十八卷遗诗一卷，明高启撰，清金檀辑注；扣舷集一卷、凫藻集五卷，明高启撰，清金檀辑；附录一卷，清金檀辑；年谱一卷，清金檀撰；清雍正六年七年金氏文瑞楼刻本。”［1］金檀藏书甚丰，筑“文瑞楼”贮之，有《文瑞楼藏书目录》十二卷传世。这部诗集注书版最初便是由金氏以“文瑞楼”的名义雕版刊刻。
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大多数依据“雍正六七年文瑞楼”版本来著录。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此部书的数量较多。原馆藏号“811.162/0038.1”即有八部，燕大旧藏善本“NC/5402.2/8141.55”一部，另原馆藏号为“X/810.6/0038”的《高青邱集》实为同一部书，近日新编书目中又增加一部。这十一部书基本反映了青邱诗集注不同印本的多种情况。在此十一部书中，其字体书版相互吻合，当属同版无疑，但这几部印本间存在着初印、后印的区别。初印本笔锋清晰，笔道有神韵，字迹清朗；后印本笔锋磨损，字迹渐稍模糊，墨迹有所漫溢。如有的图上版框中间靠右侧有一个微细的小裂口；有的图上版框中左侧也出现一个微细的裂口；有的图两边的缺口都微微地扩大；有的图右侧缺口再扩大；有的图此段边框完全脱落，出现整个缺口（图十二）。再仔细比较这几部印本的文字内容，发现其间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诸多印本虽版本相同，但有必要进一步归纳并揭示其不同的版印特征。
3 考订五次版印的版本特征
结合书版字迹及文字内容的变化及差异，刻于清雍正间的同版古籍《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大致可细分为五次版印。分别为：文瑞楼初刻初印本、墨华池馆重订本、文瑞楼剜剔后印本、文瑞楼补剔后印本、平湖宝芸堂后印本。是同一书版主人对堂号的变更，还是书版真正易主，在古籍版本研究中确实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此部书几次刷印，历经时间较长，其书版易主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文瑞楼初刻出自金檀其时本家无疑，墨华池馆属于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它仅存一时，却在版印上发生了内容文字上较多的变化（见后文详述），当属另一书版主人的行为。乾隆后期，有“文瑞楼剜剔后印本”，乾嘉之后有“文瑞楼补剔后印本”，此“文瑞楼”应属金檀后代，亦可划入流传过程之一。至“平湖宝芸堂后印本”，平湖是嘉兴东北部之地，文瑞楼为桐乡，其地点更换，是书版流传的结果。
3.1 文瑞楼初刻初印本
“文瑞楼初刻初印本”北大馆藏两部，一为燕大旧藏善本“NC/5402.2/8141.55”，一为北大善本“SB/811.162/0038.1”。其通篇字体清朗，笔锋清晰，字迹工整，保留了初刻时精良的品相。原版框高17.8cm，宽14.6cm，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小字双行，11行22字。诗集注前有“雍正六年腊月既望长洲旧史陈璋序”，及“雍正六年岁在戊申孟秋月七夕前一日桐乡金檀序”，遗诗卷后有“雍正七年岁次乙酉陬月上元桐乡金檀跋”；另查全书中遇“舷、絃、真、贞、稹”
等字均作缺笔，以避康熙与雍正之名讳。因此，基本可定此初刻在雍正六、七年间（1728-1729）。该本有几个主要特征：其一，内封。诗集注内封镌“高青邱诗集注/扣舷集附后/文瑞楼藏版”（图二），其后所附凫藻集亦衔内封，镌“高青邱凫藻集/文瑞楼藏版”（图三）。此为初刻时的字体特征。其二，该本版心皆镌“文瑞楼”三字，是文瑞楼初刻的典型，后印者则都将其挖除。其三，责任者信息。诗集注为桐乡金檀辑注，姪成鼎、男宏熹仝校；扣舷集为桐乡金檀重辑，男宏羆、宏槱仝校；凫藻集为桐乡金檀重辑，姪成鼎、男宏熹仝校。这应是金氏文瑞楼初刻中准确的注校者信息。而且还可注意其“桐乡”二字均在第二行，置于“金檀”之上。从北大所藏两部看，燕大旧藏本刷印在前，整体墨色更浓。尤其文中高启诗文大字粗笔浓，金檀小字注细笔淡，层次更加鲜明；再仔细比较笔锋，燕大本（图七）比北大本（图十二）的笔锋精微处也更完整。但综合而言，二者的差别并不太大，刷印的时间还是较接近的。
3.2 墨华池馆重订本
文瑞楼初刻初印后，书版易主，转至“墨华池馆”（图一），见内封重镌为“高青邱詩集注/扣舷集附後/墨华池馆”，凫藻集内封为“高青邱凫藻集/墨华池馆”。上文所提北大馆新编书目即为此部，现编号为：“SB/811.162/0038.2”。另笔者查出原编目为“X/810.6/0038”的《高青邱集》，实则同为墨华池馆本的诗集注。在版印形式上，这两部正好代表了墨华池馆前后两个阶段的印本特征——前印本的诗集注内封为蓝底印花纸，全本字迹清晰，印本精良（图五，图八，图九，图十五）。后印本的内封均为普通纸，相较前印，全本字迹稍逊模糊。据此也可间接推断，文瑞楼初刻初印后，应当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书版就辗转至墨华池馆，故此本前印几乎还保留了初刻初印本的良好品相。
具体从版本内容上辨析，墨华池馆本相较于文瑞楼初刻初印本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卷端责任者”处有挖版改动，诗集注责任者改为“金檀辑注，桐乡汪梦龄、汪安重订”； 扣舷集与凫藻集均改为“金檀重辑，桐乡汪梦龄、汪安覆校”。其原刻中的“桐乡”二字从第二行被移至了第三行。
3.3 文瑞楼剜剔后印本
墨华池馆重订本后，该书版又回到了文瑞楼，形成第三印。可见此印为新镌刻的“文瑞楼藏版”内封，与初刻本的文瑞楼在字体与版式上均有差别。进而，在三个部分的卷端，原重订者都被挖除，并将第二行的字移至第三行，形成诗集注责任者仅存“桐乡金檀 星轺辑注”，扣舷集与凫藻集仅存“桐乡金檀 星轺重辑”（图四）。笔者推测，此文瑞楼印本很可能是金氏后族，力图恢复其祖金檀注本的重要性，而有意抹去重订者的信息，也无需再标注前亲的校对，故只标立“金檀”一人。但是在版本上，该书版却已是重订挖改后的状况，所印的仍是重订后的内容。由此，此印因重订者的抹除，造成责任者信息的丢失，容易误将重订后的内容当作原金檀辑注的版本来理解。这对《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注本的理解有极大的影响。
除了内封与责任者信息的变化外，此次版印还具有乾隆修四库时期的典型特征。其一，该本在第一册首页添加了“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包含高启大全集十八卷与凫藻集五卷的提要内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四库全书（图十四），历经十年，其中大全集的提要撰于乾隆四十四年，凫藻集的提要撰于乾隆四十三年，可初步推测刷印时间至少是在乾隆四十四年之后。
其二，此本有“剜剔”。在原刻小字注中凡有引用《钱谦益列朝诗集》或《列朝诗传》等三十处皆被挖除。如在诗集注卷端左下角剜剔一处（图十一），及卷三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剜剔三处（图十三）。
乾隆修四库乃“寓禁于征”，其间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当时钱谦益的作品就是主要的禁毁对象。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中提到：“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2］又在述评清朱彝尊所编《明诗综一百卷》中，谓“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3］明确下令禁毁钱氏书目的时间，据《四库全书纂修考》所载，乾隆曾于四十三年下诏严厉督饬，谓自是年十一月起，“予限二年，实力查缴”。四库馆臣于是议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九则》，其中一则即为：“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选及其诗词者，原系他人所采录，与伊等自著之书不同，应遵照原奉谕旨，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于原板内铲除，仍各存其原书，以示平允。其但有钱谦益序文，而书中并无违碍者，应照此办理。”［4］另在《清代文字狱档》中亦有乾隆四十五年奏折中记：“奉有谕旨，钱谦益等所著悖妄诗文俱应销毁，其各项书籍内凡有采录其诗文及记载其人事实书目者，亦均应芟削。”［5］由此可进一步推证，此次诗集注的版印大致是在乾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后，遵照“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于原板内铲除”，所以形成了剜剔，诗集注因而也得以“存其原书”。
因此，文瑞楼剜剔后印本是诗集注在乾隆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版本。北大馆所存有两部，原编号为“X/811.162/0038.1”和“LSB/698”（李盛铎藏书专用编号）。
3.4 文瑞楼补剔后印本
诗集注书版从墨华池馆回到文瑞楼后，应当是保留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除了“文瑞楼剜剔本”外，另有一个文瑞楼的本子。此本亦附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与此前剜剔本比较有几点不同：
其一，内封与剜剔本相同。同为“文瑞楼藏版”，字体和版式都一致，表明书版仍存文瑞楼。
其二，书内字迹稍显模糊。如诗集注卷端“青”、“圣”二字出现缺笔，表明是在三印之后又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刷印了较多次数。
其三，卷端责任者变更。诗集注、扣舷集与凫藻集这三处的卷端责任者，都重镌刻为“桐乡金檀、星轺辑注，姪成鼎、梅均，男宏熹、开霞仝校”。其“桐乡”二字又返至第二行。整体的行款及列名似乎仿照了文瑞楼初刻初印的状态，但忽略了初刻时扣舷集的校对者实为“宏羆与宏槱”， 并非三者完全相同；且扣舷集与凫藻集的初刻为“金檀重辑”（图十），不同于诗集注为“金檀辑注”。同时因此版已经重订改动，不著重订者信息，仍造成责任者信息的曲解。
其四，此次版印还要特别注意，在诗集注的卷端处，上一印文瑞楼剜剔本挖除的地方，在此印中做了补版，补入“钱谦益列朝诗集”七字。与剜剔前的原刻比较，其字体笔锋均有不同，故也可进一步确定上一印剜剔本确是在原版内完全铲除，不是覆纸遮盖而已。而除此卷端一处外，其余各挖版处仍保留挖版后的状态，没有补刻。依照这些线索就可更加明确，此本的修补印行是在文瑞楼剜剔本之后，而且应当是过了乾嘉禁书最严厉的时期了。
综上各条，可见文瑞楼补剔后印本的补刊者似乎是想恢复文瑞楼初刻原貌，但对诗集注内容与版本并无清楚的了解，仅作一些表面文章，将卷端责任者及空白处依照初印本作了修改补刻，而对书中历次修补剜改则一仍其旧。北大馆存有此次版印本一部，原编号为“X/811.162/0038.1/C2”。
3.5 平湖宝芸堂后印本
诗集注书版经文瑞楼剜剔、补剔版印后，再次易主，转至“平湖宝芸堂”，出现了平湖宝芸堂后印本，可见该本新镌刻的诗集注内封为“高青邱诗集辑注/扣舷集附后/平湖宝芸堂藏版”（图三，图六），另凫藻集皆无附内封。这一次的刷印与文瑞楼补剔后印的特征基本一致：卷首有四库提要；卷一有补版，其余处存挖版；责任者相同。另从诗集注卷端处，可见“金檀”之“檀”字有磨损，字迹更模糊，也表明是在文瑞楼补剔后印本之后。据此可推测这应是该书版最后阶段的刷印了。所以今存平湖宝芸堂的复本也较多，北大馆藏共四部，原编号为“SB/811.162/0038.1/C2”、“SB/811.162/0038.1/C3”、“SB/811.162/0038.1/C4”、“SB/811.162/0038.1/C5”。这四部中主要反映了平湖宝芸堂两次刷印的状况——前期的内封为黄色纸，字迹较清晰；后期内封为白纸，个别字字迹更渐模糊。
4 结语
通过以上五次版印的详细考订，可和《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由“文瑞楼刻版”几经辗转，从雍正六、七年开始，经乾隆嘉庆，再延至清末，历时至少百年以上。其书版从原刻家流出，间又返回本家，而后再次流传别家。这正是古代版刻流传的有趣现象。在流转过程中，同一个书版易主更替，经过挖版修版，内容增删等，发生了多次版印，形成了同版不同印中的版本变化。因此，高青邱诗集注的多个印本，就不能简单当成同版，而应作不同版本来对待，具有其不同版本的价值。从基本内容及版本上看，雍正六、七年间的“文瑞楼初刻初印本”是现存金檀辑注青邱诗集原貌的本子，其笔锋清晰，刻印精美。雍正七年后至乾隆四十四年间的“墨华池馆重订本”是汪氏二人重订后的本子，是研究高启诗集注的另一重要版本。后两个文瑞楼本不可与初刻初印本的文瑞楼相混淆。乾隆四十四年后形成的“文瑞楼剜剔后印本”是乾隆时期一个特殊的本子，也可作为乾隆禁书运动影响下的一个产物。乾嘉以后所形成的“文瑞楼补剔后印本”部分恢复了文瑞楼初刻的原貌，但仍不完整，保留了乾隆后期版本的一些面貌。嘉庆以后出现的“平湖宝芸堂后印本”与“文瑞楼补剔后印本”的特征基本一致，只是书版磨损较多，字迹模糊，已不如以前各本精良，是该书版最后阶段的印本。
从编目工作上说，北大图书馆的原编，忽略了几次版印的特征，笼统地著录为一种版本。现按照不同版本来著录，以十进分类法编目的北大馆藏诸部，其先后五印的书号可改为：811.162/0038.1，811.162/0038.2，811.162/0038.3，811.162/0038.4，811.162/0038.5。针对同版不同印的古籍书目，编目中可展开系统的著录，即在每一次版印信息中说明与它本的关联，呈现系统的版本关系，从而为研究者提供最直观的版本源流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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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四库全书研究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Ｍ］. 北京：中华书局，1997：１９７１，２６６２.
［４］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Ｍ］. 上海：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２４-25.
［5］王有立.清代文字狱档［A］.中华文史丛书（94）［Z］.台北：华文书局,1969:492.
作者简介：杨芬（1981-），女，哲学硕士，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