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奈达等效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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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国内译界对奈达等效论的批评切入，分析了其不合理性，指出语际转换过程中的可变因素对译语产生的影响可在等效论的指导下消解。

[关键词]奈达；等效论；读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6-0076-02

1 误读奈达等效论的原因

尤金·A.奈达教授倡导的Dynamic equivalence和Functional equivalence在中国译学研究的历史上可谓命运多艰。最初是“言必称奈达”，到后来则“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参见杨晓荣，1996：8）。在奈达翻译理论的拥戴者和反对者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一股势力——他们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扬弃地接受奈达译论。奈达译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至今仍是争论之焦点，说明了它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我国的翻译界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输入了一个虽不新但还没人如此高度概括过的观念，即动态观念（参见杨晓荣，1996：8）。他的等效论借鉴了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要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从而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刘必庆）。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等效反应”只能是一个理想。以刘必庆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译界提出了语际转换过程中的五种可变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直接破坏了等效的达成。

上述全盘否定奈达等效论的观点源于对奈达理论的误读。其实奈达本人多次表明等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对动态对等的阐述中，奈达就曾明确地指出对等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In such a translation（dynamic translation）one is not so concerned with matching the receptor-language message with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but with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ptor and message should b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original receptors and the message.（1964：159）〕。

一是由于原文（文本）语言结构（包括语音体系）产生的音乐感、韵律感殊异或有异，不同语言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等效；此外，文学体系的图像性所承载的意义以及词语或语素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谐谑感、幽默感（如汉语的歇后语、双关语）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等效。

二是接受者层次（如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的文化、教育背景。审美标准及智能差，乃至个人经历与体验等，可能对同一译作的感应效果大大有别于原作对操源语的人所唤起的感应的效果。

三是时空因素，其中包括历时因素和共时因素，不同的时代感和地域差，因此对于同一历史作品的审美感受很可能有很大差别；“与该历史作品的同时代人的感受更难相比”（Mathew Arnold 1861）；时空差产生不等效是个恒常现象。产生等效则是非常恒常的、偶然的、相对的契合。

四是民族心理和意识倾向，不仅可以导致不同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而且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系统。因此，不同民族心理对语言承载信息感应不可能是等效的。

五是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语际转换不能消除语言中的模糊性。人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美或丑的感受只具有一个模糊测度。因此，所谓“等效反应”即便对同语系或同语族的双语转换，也只是一个理想。

2 如何正确认知奈达等效论

笔者认为，对奈达等效论的这种批评，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其理论实质的误读；二是对同形结构的不了解；三是对接受者语言信息接受能力的不可知论。

首先，功能对等并非是绝对等值。奈达翻译理论中的“对等”不能单纯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他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对等的译文”。考察译文是否得当，应该从最低效应至最高效应的不同程度来进行。最低限度而又切合实际的功能对等定义可表述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应当达到能够想象出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领会原文的程度”。任何低于这一程度的对等都不可取。最高限度合乎理想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译文读者应当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文读者理解和领会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领会译文”。最高水平的对等，即便能够达到也是十分罕见的。即绝对对等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次，同形结构为讨论和认识对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同形结构只是符号学的类象性概念（即相同结构）的延伸。奈达教授“根据在不同系统内能够取得完全相同结果”的方法来定义功能同形结构。这样英语成语to grow like mushrooms便可恰如其分地用汉语中的“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来表达。而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对应汉语的“趁热打铁”；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则对应“血浓于水”。若源语与译语间的同形结构不足，则可通过弥补不足，以确切再现原文意义。比如，由于形象化词语缺乏紧密的对应，就有必要用译语中形象化词语来翻译源语中的形象化词语。但如果过多地指导形象化语言变成非形象化语言，文章的感染力就会丧失殆尽。为了进行弥补，用译语中的形象化词语去翻译源语中的某些非形象化词语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就可能达到与原文的某种平衡。

再次，近年来对“读者反映论”持非议者越来越多。奈达认为，翻译即是交际，这个过程要看人们在看、读译文时所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是要考察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文的程度。（Nida，1993）“文本中心论”只会导致死译直译，使行文艰深，难于理解。读者群中受教育程度有差异，对外国语言文化了解的程度参差不齐，对译本的译法和要求也不一致，这是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因此译者便可根据文本的性质及读者的接受能力来确定读者，把依此而构拟的读者群作为目标读者。例如：为那些对文本内容相对不熟悉的读者翻译技术性极强的文本。就要求使用通俗词汇，或在译文中插入对技术术语的解释，冗长复杂的句子也可以分成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单位。通过这种调节文本在相应读者群中便能引起读者期待的等效。

最后，读者反映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生活地域造就特定读者群的欣赏品位。译者需要认真考察现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通过修补或重译来适应缩短审美距离。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读者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读者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鉴赏力也在不断变化，这就促使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以便于客观地了解和评价某种译法在特定时期所起到的作用。

曹山柯《翻译：文本意义的实现》中举了一个例子。这里不妨借来一用。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话，在不同的年代被九个不同的诗人译成了九个意思不同的诗句和散文。九句译文差异颇大，但谁是谁非却无从判断，因为生活在现时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不会超出现实，因此必然迎合现时读者。这也就必然导致了历时的出现。而文本一旦脱离了作者，也就同时杀死了作者。文本的意义就是一种由阅读和解释生发的过程。有人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固着于共时、历时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势必导致文本或译文的不可知而抹杀了翻译工作现实的意义。

语际交换过程中可变因素的现实存在不容忽视。解决这类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奈达。他指出，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大，源语和译语之间的差异越大，原文的文体越有特色，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社会差异与教育水平的差异越大，译文对伴随语码的依赖性越强，就越需要某种形式上的调节。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与原文最贴近的自然对等。

参考文献：

[1]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2]刘必庆.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J]. 中国翻译，1989（1）：12-16.

[3]杨晓荣.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J]. 中国翻译，1996（6）：8-11.

[4]张南峰.从奈达等效原则的接受看中国译论研究的价值判断[J]. 外国语，1999（5）：44-50.

[5]秦洪武.论读者反应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意义[J]. 外国语，1999（1）：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