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商埠近代化勃兴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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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皖江三大商埠芜湖、安庆、大通，在近代化过程中均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勃兴。这是由其内在的良好商业基础，近代中国兴办实业而求富强的思潮及外在的近代化全球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皖江；商埠；近代化；勃兴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33-004

芜湖、安庆、大通、蚌埠并称为近代安徽四大商埠，除津浦路上的蚌埠外，其余三埠均集中位于皖江地带。近代皖江为何能在近代化发展中拔得头筹，本文试从文化视角予以解读，并从中总结汲取能裨益于当今现代化建设的些许启示。

一、皖江商埠近代化勃兴概况

光绪二年（1876），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将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安庆、大通同时辟为对外交通口岸，“轮船暂准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1]第二年（1877），芜湖海关设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英在沪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国“允愿”将安庆等地开为通商口岸。皖江各口岸的对外开放，开始了这些商埠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的第一步。自此，各口岸对外经济联系日渐密切，对外贸易及近代化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至20世纪初，已出现“其时扬子江一带外人已习如户闼”，除芜湖外，“安庆、大通两处之货客上下亦复兴盛异常”的景象。[2]

早在清乾隆年间即成为皖江重要米市的芜湖，具有一定的商业基础，开埠后近代化工商业较易兴盛。至19世纪末，在芜湖设立的公司洋行众多，涉及航运、商贸、化工、保险、服务等，促进了芜湖民族资本各业的近代化。航运业如日本的日清公司、戴生昌公司、大阪轮船公司，英国经营长江航运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鸿安轮船公司，李鸿章的芜湖小轮公司、浙商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在芜湖亦设分公司；化学原料、碱粉、肥田粉、肥皂等化工业品生产经营的厂行，如卜内门洋行等；经营西医药业丸三药店，出售“606”等西药；近代保险业亦有创办，如花旗合群保险公司、慎昌保险公司、保慎水火保险公司、百应泰保险公司等；商贸业，其大宗为米粮的经营，光绪年间米号有“五十余家”[3] ，1912年芜湖米市贸易额4，562，195石，占是年全国米粮贸易总额6，647，538石的68.6%。[4]此外，内地土货与洋货的进出贸易亦盛，贸易额由1877年的1，586，682海关两上升为1894年的10，224，540海关两[5]；经营糖烟蛋等百货的有三井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永泰合烟行、和记洋行、班达洋行等，经营煤油的美国美孚洋行，在弋矶山建油池两座，每座可容油五千吨，年销煤油一万二千吨；近代新闻印刷业除官方的《安徽民报》、《安徽日报》等外，亦有民办的《皖江日报》等近20余种近代报刊，民国中期并有大量通讯社的出现。近代邮电业，芜湖于1876年即设“民信局”，1896年，设大清芜湖邮界总局，辖江苏、安徽7府3州32个分支局所；1883年设芜湖电报局，至1929年有快慢机共8部。

千年古镇大通近代以来，民族航运业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刺激下开始兴起并走向兴盛，1876年后英日轮船公司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清公司先后在大通和悦洲洲尾内江各设“洋棚”候船室一座，置轮航运；大通近代商业亦随之更加繁荣，发展成为皖江流域盐、粮等货物的集散中心，成为安徽四大商埠之一，并博得了“小上海”的美称；纺织、制碱、制皂等化工、电力等近代工业开始兴办，近代民族企业家祝大椿在大通和悦洲创建“振通电灯公司”，年发电量235425千瓦时[6]；创办了近代邮政和电信，成立了大通大通邮界总局，与芜湖局平阶；开办了银行，建立起近代金融业；出现了近代西医药业店铺和诊所；创办了《新大通报》、《鹊江日报》等报，诞生了近代新闻业；服务业更为成熟，酒馆、茶社、洗浴等门类齐全。

古城安庆自康熙初年（1662）安徽省建置后，1667年即被定为省府，从此成为省内政治中心。古城的近代化以1861年曾国藩在此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肇始，随着口岸的开辟，近代航运、商贸始兴，英国太古、怡和两洋行共有江轮20艘，日本大阪和日清商船株式会社有轮19艘。[2]商贸业兴盛，铺号林立，土货、香烟、煤油、汽灯、火柴、香水、钟表、纱布等等品种繁多。经营“606”、“914”等西医药业十余家。随着肥皂、碱粉的输入，近代制碱、制皂等化工业开始建立。随着商业的繁荣，储蓄、保险等近代金融业兴起，如法商在安庆龙门口的“万国储蓄会”，英商的“百立太保险公司”等十余家。可见，皖江商埠芜湖、大通、安庆工商各业呈现勃兴态势。

二、皖江商埠勃兴的文化解读

（一）近代化的内生萌动

明代中叶嘉靖前后，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已开始了其内发原生的早期近代化萌动。这一早期近代化萌动，首先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发生。[7]

我国封建商业早在宋代就有较大发展，突破了坊市界限，经元代大规模水陆驿道的修建，到明王朝，随着农村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显著。20世纪以前，我国商品运输主要是靠水运。宋代的商业城镇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广州、泉州、温州、明州（宁波）等，反映海运贸易的发展。明代商业城市主要沿长江和大运河，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发展了一批县以下的商业市镇。这些新兴的商业中心，反映了国内市场的扩大。长江是最重要的航道，货运量常占全国一半以上[8]，宋元时代的长江贸易主要集中在苏皖下游地区，包括太湖周边都已开辟。明代初期情况大体相同，宣德间，明王朝为征商品流通税设立了33个钞关，15个长江沿线的关口中有10个在下游：扬州、镇江、仪征、江宁、常州、苏州、嘉兴、杭州、湖州、松江。但到明后期，宁波、浒墅、芜湖亦成为新兴的商业市镇，皖江芜湖市镇的出现，说明长江下游商运区即区域市场的进一步扩展。

长江三角洲一带在宋时就是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地区，尽管这个地区本是鱼米之乡，宋人早有所谓“苏常熟，天下足”之谚，但至明后期，随着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亦常患粮食之不足。常熟之米，“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籴于邑。”[9]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州]……人无担石之储”[10]。除区内调剂外，尚需从楚皖接济。安徽皖江一带“六皖皆产谷，而桐[城]之辐舆更广，所出更饶。计繇（由）枞[川]阳口达于江者，桐[城]居十之九，怀[宁]居十之六，潜[山]居十之三”[11]。吴应箕更有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食”[12]的记载，说“半仰食”也许可能有所夸大，但粮食从楚皖的调剂反输，从反面进一步说明下游区域经济作物商品化提高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也带动了皖江粮食等物品的商品化和皖江市镇的商业化。

晚明清初该区商品市场化进一步增强。除棉业外，晚明时期的丝织业亦较为明显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向发展。晚明丝织机户就有了大小户之分，这些受商人和市场支配的大小丝织户都是小商品生产者，相对而言，大户自然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禾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13]由于丝织程序并非简单，毋宁说染色、练白等技术活，即使纺织穿综多觅熟手，否则便贻工费时，于竞争不利。普通绸绢，一般多为夫织妻络；较高级织品，则另有挽花等，一般一机要三人。如若扩大再生产，添置三两张机，便须雇佣帮工了。

棉丝业发达的苏松一带，加深了对临近皖江粮产区的依赖，从而带动了皖江流域市镇的发展。至清中叶的乾隆年间，芜湖成为皖江流域一重要米市。

明清长江下游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萌动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了社会条件，相当一部分近代工业就是在这种资本主义萌动的基础上较易地发展起来的。

（二）近代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掠夺下，中国国力日渐衰弱，甚至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遂成为先进中国人必须解答的首要课题。其中一些敏锐、务实、具有近代观念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人士，便主张学习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而由“富”而“强”，实现“以夷制夷”救国梦想。

以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反思中国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意欲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以稳固王朝的统治。“中国近代化第一人”[14]李鸿章形容是时中国危如累卵的局势，“殆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中国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15]。他们疾呼：“今日和议即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16]“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夺彼族之所恃。”[17]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说：“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18]郑观应对学习西方的主张，显然内容更为全面，涵盖了近代实业的方方面面。

1861年，以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开始制造枪炮轮船为开端，包括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化民用企业，振兴商务，与西方展开“商战”，洋务实业救国思潮兴起。至此，“一场初具规模，以引进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活动，徐徐拉开了帷幕。”[19]自19世纪60年代至民国，国内沿海、沿江各主要商埠市镇兴办起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芜湖三北轮船分公司、大通电灯公司等众多官办和民办近代化民族资本实业。

可见，近代实业救国思潮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三）近代化全球趋势的作用

在近代工业革命全球化趋势下，古老的东方中国的大门最终亦被打开。英负责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H.Pottinger）回到伦敦后向国会宣布：他已为英国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他一省的衣料的”[20]。然而由于中国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直到1850年英输华棉织品一直维持在150万磅左右的水平，使英人大失所望。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W.H.Mitchell）的报告说，“经过和这么大一个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像是一个奇怪的结局。”[20]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这是中国内地市场打开不足的结果，因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国船只俱可通商。”又规定“英国民人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长江及中国内陆进一步被卷入世界商品市场中。

西方列强以战争的残酷方式进一步打开了东方市场，客观上也使东方大国向着近代化一步步迈进了。这种外在的力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东方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促使一些陈旧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松动或趋于解体，使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出现裂缝，从而给原已存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这对于东方国家的历史进步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种有益的刺激作用。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国家这样做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是很笨拙的，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给他们带来许多灾难，但它毕竟充当了人类历史前进不自觉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殖民主义在完成“破坏性使命”的同时，也完成了“建设性的使命”[21]，充当了人类完成自己使命（实现更高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三、结 语

由上文的分析解读，可以总结皖江商埠近代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勃兴是由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催生促发因素的合力作用使然，从中我们亦能汲取其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

其一，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皖江商埠芜湖、大通、安庆均有较好的商业基础，芜湖在清中叶即是重要米市，千年古镇大通在南宋即有一定的规模，古城安庆在清初即是省内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清以来下游苏松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促进并带动了皖江流域市镇的商业发展和产业分化。特别是明清以来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和大批某些行业技术工匠的造就，使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一到中国，就遇到了现成的劳动力市场。在鸦片战争前，还有许多传统手工业如磨坊、酱园、缫丝、轧花、织布、制革、制裘、毛笔、中药加工、木器、砖瓦、造船（木船）、铁矿、锡矿等没有或不明显有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而在鸦片战争后不同了，这些行业大多在19世纪后期，或在20世纪初，都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别亦有包买商形式的出现，“它们正是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的、并且是在更大范围内的发展。”[8]

其二，把握时展脉搏，顺应时代科技潮流。近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之后，以其无与伦比的魔力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一路高歌猛进。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投身于“实业救国”大潮中。当前中国发展也正面临很好的战略机遇，只有进一步解放束缚思想的框框，大胆创新，并与世界科技革命合拍，方能永驻世界发展的潮头。

其三，市场与政府手段在经济发展中的合力作用。皖江近代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勃兴发生在有较好商业基础的芜湖、大通和安庆，而非无商业基础的“后进区域”，正是市场将资源向优势区域或产业配置的体现。而作为近代化的“后进者或区域”，已不可能像“先进者或区域”那样让市场这只 “无形的手”来获得经济的自由发展，因为市场只会将资源配置到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先进者或区域”那里。因此，后进者或区域在面临巨大的内外发展压力的情况下，一个强大政府的调节或干预作用尤为重要。正如发展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所认为的，“自由市场所导致的积累要低于互补性投资（如基础设施、人力教育、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引者注）的最佳水平，这需要政府的作用。”[22]政府通过导向或调节干预措施，如投资于物质部门、社会基础设施、服务、教育以及为企业发展提供适宜环境，从而促进“后进区域”市场的发育，赢得发展机会。当前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并有扩大之势，就安徽内部的皖中与皖北之间亦相对如此。“后进区域”的发展，政府的政策杠杆作用仍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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