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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浙江省企业用工荒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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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省企业用工荒现象非常严重,并呈现出第二、三产业的人员需求占总需求的主导、结构性缺工现象显著等特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心理契约违背在企业农民工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企业违背保健义务的程度高于企业违背关系义务的程度,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认知水平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图三者之间关系显著。文章以浙江省企业用工荒问题为例证,从心理契约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措施和建议,旨在为政府解决用工荒问题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用工荒;心理契约;心理契约违背

2011年以来,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省遭受了历年来非常严重的大面积的“民工荒”,确切说是“用工荒”。大量企业因劳动力缺乏而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心理契约的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管理学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农民工的心理契约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以探究用工荒的本质及深层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一、浙江省企业用工荒现状及特征

早在2002年,浙江省用工荒就开始显现,至2004年,杭州等地用工荒尤为突出。2002年上半年,全省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为0.98。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市场的求人倍率始终在1.20以上,到2004年第二季度,求人倍率为1.55。《2011年一季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2011年一季度求人倍率为1.87,杭州的用工最为紧张,求人倍率为4.28,在全省11个市内最高;绍兴最低,求人倍率为1.13。

浙江省企业用工荒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1 岗位需求继续回升,劳动力流量出现“停滞”

杭州市《2011年二季度职业供求分析报告》显示,杭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进场求职的外来劳动力人数一直呈逐年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较大,求人倍率也节节攀升。宁波市的用工监测情况表明,2011年企业用人需求旺盛。2011年的上半年用工总人数连续增加。根据绍兴市《2011年二季度职业供求分析报告》分析,外埠求职人员明显减少,本市农村求职人员小幅上升。随着中西部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外来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特点,并且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 第二、三产业的人员需求占总需求的主导地位

《2011年第一季度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二、三产业仍是吸纳劳动力的主体产业。

3 第三产业中低技能工种需求缺口大

《2011年第二季度浙江省部分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一些低技能要求的工种依然是用人需求的主体,其需求量占总需求量的80%左右。如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52.04%和27.05%。

4 技工型人员十分紧缺

《2011年第一季度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技工型人才供不应求。2011年浙江省企业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38.19%。企业对人员技术等级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初、中级专业技术和初、中级技能,其所占比重合计为35.09%。从供求状况来看,各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处于高位,最高的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为3.25,最低的职业资格二级为2.50。

5 结构性缺工现象显著

年轻劳动力尤其年轻女工严重短缺。2011年第二季度,浙江省的女性求人倍率高达2.07。此外,年轻劳动力的短缺也比较严重,16-34岁年轻劳动力的需求大于供给。其中,16-24岁的求人倍率为2.14,25-34岁的求人倍率为2.0。

二、构建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员工离职模型

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际调研,笔者认为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能够对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与离职意图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于是构建了如下员工离职模型,详见下图。随后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该模型。

三、问卷设计

(一)调查范围

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是浙江省农民工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以这三个城市作为主要调查对象。

(二)调查人群

为了调查的全面性,我们调查的对象设定为农民工本身和企业管理者两类人群,但以企业农民工为主。

(三)调查方式和调查内容

调查的方式主要以现场调查填写问卷和个别访谈两种类型。根据相关的理论构想和假设,我们设计了一套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的调查问卷。该问卷是一份综合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包括企业农民工个人基本信息、企业农民工身份特征信息、工作特征信息、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量表、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认知量表、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量表、企业农民工离职意图量表等内容。

四、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450份,回收450份,其中有效问卷318份,问卷有效率为70.67%。这些数据是我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材料。

(一)企业农民工的人口特征

本次调查从性别来看,女性占63.5%,男性占36.5%,女性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男性。从年龄分布来看,本次调查样本中30岁以下的企业农民工占了将近80%,年龄最小者为15岁,年龄最大者为58岁,平均年龄为25.48岁。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水平者仍然占据样本总量的67.7%,企业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还是明显偏低。在调查样本中,未婚者占53.2%,比例高于已婚者,这也间接反映出企业农民工以年轻人为主。

(二)心理契约违背在企业农民工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实证研究发现,只有9.9%的被调查农民工处于心理契约平衡状态,多达76.6%的被调查者有心理契约违背迹象。大量的企业农民工出现心理契约违背,说明企业在管理实践中确实普遍存在忽视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现象(详见表1)。

(三)农民工虽有心理契约违背,但认为企业无过错

表2显示,在企业农民工中,心理契约违背表现为在企业保健义务方面的违约程度(0.8112)明显高于企业在关系义务方面的违约程度(0.6064)。这一研究结论说明,农民工心理契约包括企业保健义务和企业关系义务两个层次,但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需求层次上更加关注与生存有关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往往出现侵害农民工经济利益的现象。

(四)企业农民工对心理契约违背归因倾向于企业无过错

有效调查样本中,有48%的被调查者将心理契约违背归因于企业无力兑现相应的义务,还有近30%的归因于自我认知差异,只有22%的归因于企业故意违背心理契约。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尽管面临着心理契约违背,但善良的本性使然,他们还是以理解的方式看待企业未履行的相应的义务(详见表3)。

(五)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认知水平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研究中证实,婚姻、年龄、职业归宿、就业途径、就业机会、友善管理、晋升机会、培训、劳动强度、管理沟通等11个因素均同时影响企业农民工对企业的认知程度。如研究中选择的日劳动时间、管理沟通等具体因素,特别是那些企业可控因素,确实影响着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感的认知水平。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stmcture Equatlon.Mo(teling,SEM)方法对调研数据整理分析,得出表4。

(六)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图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心理契约违背负向影响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中的企业保健义务违背与关系义务违背均负面影响企业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这一研究结论与Knights和James(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尽管企业农民工倾向于将企业违背心理契约归因于企业无过错,但企业无力履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企业农民工的不满,这种不满直接体现在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降低上。

2 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与离职意图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研究显示,心理契约违背程度越高,企业农民工的离职意图就越高。在这种影响作用中,企业违背保健义务对离职意图的影响效果高于企业违背关系义务的影响效果。企业农民工对于企业违背保健义务和关系义务在离职意图上的不同反映水平说明,在双方以非标准雇佣形式结成松散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企业农民工更加关注并在意企业保健义务承诺的兑现与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企业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尽管企业关系义务也是企业农民工的关注点,但在其经济与社会地位尚处于较低层次的前提下,企业农民工会优先关注企业保健义务履行情况。如果在这方面企业农民工未得到满足,那么他们更有可能产生离职意图。这不得不引起企业的高度关注。

3 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图之间具有反向关系。研究显示,企业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满意度与企业农民工的离职意图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满意度水平越高,离职意图就越低,留职意图就越高。这一研究结论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工作满意度是离职意图很好的预测指标。

4 工作满意度是心理契约违背和离职意图关系中的中介变量。研究显示,这种中介变量具体表现为,企业关系义务违背时,工作满意度起到完全中介变量作用,即企业一旦违背企业关系义务,那么企业农民工的反应是降低工作满意度,而不是离职意图的直接升高;当企业保健义务违背时,工作满意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企业一旦违背保健义务,那么企业农民工可能会出现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降低工作满意度,另一种反应是直接升高自身的离职意图水平。本研究在验证了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中介效果的同时,还证明了企业违背保健义务比违背关系义务更容易导致企业农民工离职意图的升高。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关系义务违背与工作满意度关系之间比企业保健义务违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具有更多的调节变量存在。这说明在改善相互关系层面企业可以有多种办法防止农民工降低工作满意度,而一旦企业违背了保健义务,则企业想降低对企业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时,手段就可能相对匮乏,更多的时候可能将直接决定于企业农民工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归因情况。心理契约违背与负面结果之间大量调节变量的存在,为企业主动改变因心理契约违背而带来的员工负面反应提供了契机,企业采取正确的管理方式就可以降低员工的负面反应程度,甚至可以避免离职行为的出现。

5 员工感知到严重的心理契约违背后,会出现不利于企业的负面情绪反应,包括降低信任等级、抱怨、犬儒行为、降低工作绩效等,但不同的人因为个人因素差异而在表现程度或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虽然本书的实证研究中只考察了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图两个心理契约违背的后果变量变化情况,但作为对实证研究的补充,个案研究显示,一旦员工确定企业为故意违背心理契约,会出现一系列负面情绪反应,而离职意图或直接离职只是这些负面反应进一步转化方向而已,也就是说,在离职意图和心理契约违背之间还应该有其他一些中介变量存在,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挖掘。

6 个案研究过程发现,员工产生心理契约违背感后与企业的关系水平将出现全面下降,即员工会在心理契约的关系义务层面和工作义务层面同时降低自己的义务标准,对企业的满意度水平也将整体下降。

7 个案研究显示,心理契约违背出现后,员工的一系列负面反应一般是从轻到重逐渐演化的。这意味着在员工作出离职决策前的各个环节,企业都可以采取主动干预措施,降低心理契约违背给员工带来的负面感觉感。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契约违背与离职意图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即可作为企业主动干预与管理心理契约的重要切人点。

五、对策

企业用工荒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企业管理的问题,而且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力量协调解决。以下是就从企业、民工和政府三个视角提几个相应对策。

(一)企业视角

1 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用工主体,企业有责任改善工人工作生活环境、适当改变用工观念。企业应加强培训,有效培训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制定和完善相关保障农民工权益和为之服务的规章制度,并认真执行;运用一系列政策制度,增强企业的可信度和农民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2 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浙江的企业要生存,就一定要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换代。首先,企业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高等难题,应该在尽可能更新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竞争力。其次,加强员工的培训,更加注重培训的实效性,并制定政策奖励自行参加的各种技能学习的员工。为了保持持续竞争力,企业需增加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创新。

3 完善企业文化氛围。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构建和谐的、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氛围,能实现企业中各类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的企业文化不仅能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外,还能员工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民工视角

作为“用工荒”现象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民工们在意识、思想以及行为方面都产生了一些变化。从民工自身角度出发,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 加入相关利益团体

农民工外出务工除了同乡会以外,几乎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利益代表团体,如果能让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就能提高民工的社会地位。民工诉求通过工会来反映,是能提高民工对话效果的。

2 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

民工还需要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能力。对于超时加班、不按法律规定发放加班费、恶意拖欠工资、不落实劳动安全保障措施等种种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该大胆向有关劳动管理部门检举揭发。

3 提高文化素质和技能、更新求职理念

在政府、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制度的环境下,民工应加强职业技能的学习,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积极向高素质工人转变,以适应浙江产业升级和集约化发展的要求。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而且将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流,具有“三高一低”的特点——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更要正确地引导他们更新求职观念。

(三)政府视角

1 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各级政府职能,把工作重点从民工管理转移到对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服务上来。进一步完善劳动保护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大对侵犯民工权益的企业行为的惩罚力度,将农民进城务工的户籍、社会保障、医疗制度、子女教育等相关事情纳入到城市管理范畴。

2 加大农村教育的政府投入。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建筑蓝领工人“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