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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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法，分析广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等检验证明其可靠性，得出结论：广东省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发展；但由于历史、经济基础及现行政策等原因，广东各地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不一，且差距逐渐增大。本文从政府、民间力量结合，国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的支撑，以及提高金融信用度等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区域金融 区域经济 金融相关率
广东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都已经稳居全国各省前列，但广东省内部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巨大的严峻问题；同时，作为金融大省的广东，其经济增长与金融业发展程度的关联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的比较分析，分析了其金融发展差异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广东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提出对未来广东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广东省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
(一)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广东的经济发展可从多方面分析，而本文着重提取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行业发展状况等角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增长速度较快，金融资产总额由1993年的5.38万亿元上升到2008年末的62.4万亿元；金融相关率由1978年的92%上升到2008年的207.5%，金融发展的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1]而对广东而言，1978年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987年以前，广东GDP处于1000亿元以下水平；1988年至1991年增加到2000亿元的水平；1992年至2004年期间，广东GDP每年增加近10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17％。其中，第一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7％，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0.42％，这也说明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对广东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贡献。
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差异，广东的经济发展自然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包括25个市县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顺德、中山、惠州市区、惠阳市、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等)、东翼(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4市)、西翼(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市)，山区五市(主要包括：韶关、清远、梅州、河源、云浮等)四大经济区域。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总量各有偏差,其中截止2009年，珠江三角洲GDP达25606.87亿元，而东翼、西翼、山区五市分别为2104.38亿元、2325.02亿元和2075.36亿元，珠江三角洲地区GDP合计占了广东省GDP的79.74％①。
(二)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对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系统性描述可以追溯到戈德斯密斯(1969)，根据他的方法，对金融发展状况规划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所谓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即一个国家的金融工具总量与实际财富之比。但在现实当中，由于这些存量指标的很难有一个精确地统计，因而往往采取一些变通的方对此进行处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具体关系，只能依赖于实证研究来解答。”[2]对于我国，由于银行是金融中介的绝对主体，因而谢平(1992)、张杰(1995)、易纲(1996)等所提出的银行存贷款总量与或存贷款总量与GDP之比来表示金融上层建筑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度，这里我们也采用相同的指标。以下表格是广东省各地区1995-2008年的存贷款额度以及存贷比②。从中我们可以得出：
1、广东各项存贷款发展水平。下面图中反映的是广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1995年至2008年的存款余额情况③。由表1，反映金融发展情况的各个总量指标的增长都很快，其中各项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7.79％，而这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8.83％，从而为企业的投资提供了充足的信贷来源；各项贷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5.28％。各项存款余额增长较快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其原因一是监管当局对存贷比例的控制，二是出于防范风险考虑，银行控制贷款的发放。
2、金融发展的区域非均衡特征。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是广东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也可看出。如表1所示，粤东、粤西、粤北和珠江三角洲的平均存贷比例分别为68.54％、72.58％、66.58%和65.19％。而2008年广东的存贷比例为58.22％，说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存贷比具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较其他三大经济区域来说资金来源相对宽裕。
3、存贷比的变化。存贷比率是金融结构差异中反映资金聚集与辐射的重要指标。从图1中可看出，1997年至1999年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珠三角地区受到较大冲击，存贷比明显低于粤西地区；2000和2001年两区域的存贷比几乎相当；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经济景气程度提升，珠三角地区的存贷比明显高于粤西地区。这说明在经济不景气阶段，资金更多流向欠发达的粤西及珠三角的惠州与江门，在经济景气时，资金更多聚集于珠三角的发达地区。
从存贷比还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与经营效率的权衡。近1O年深圳金融机构的存贷比稳中有升，并控制在0.8以内，说明深圳金融机构不仅经营稳健且效益良好；广州市相对稳定在0.65左右，东莞市稳定在0.5-0.58之间，这两个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控制在0.75以下，经营总体风险低，但经营效益将受影响；而其他城市均出现下降趋势，经营风险虽低，但效益也相对低。
二、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变量数据的一个总体性规律，但难以对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更深入有效地分析。因而这里我们拟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选择常用的金融相关率(FIR)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广义货币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的比值，国内金融相关率通常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GDP的比值；选取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所需数据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本文将金融机构存款总额(TD)、贷款总额(TL)、GDP、PGDP都以对数（log）形式转化计算金融相关率FIR；同时为了将指标的变化趋势转变成线性趋势，对FIR和PGDP 取自然对数，得变量LFIR和LPGDP④。
（二）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检验对LFIR和LPGDP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DLPGDP是对LPGDP进行二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是LPGDP的增长量，同理可得DLFIR。从表6可知，广东省实际LPGDP和LFIR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O%显著性水平的MacKinnon临界值，无法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LPGDP和LFIR两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对它们进行二阶差分后，再进行ADF检验，发现DLPGDP和DLFIR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的MacKinnon临界值，得出DLPGDP和DLFIR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三）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知，非平稳序列LPGDP和LFIR经二阶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是二阶单整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采用EG两步法，检验LPGDP和LFIR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以LFIR为自变量、LPGDP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OLS回归：
LPGDP=β0+β1LFIR+εt （1）
得： LGDP=3.303586LFIR+6.392807+εt（2）
(0.313753)(0.263648)
R2=0.853694 DW=0.31598
其中：括号内为回归系数t统计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样本容量为21、解释变量为1时，查表得dL-1.221，dU-1．420，因为DW项=0．316
在log(PGDP)对LFIR回归中添入AR（1）项和AR（2）项，得到新的回归结果：
LGDP=1.817995LFIR+8.347549+εt+[AR(1)= 1.499108]+[AR（2）=-0.568159]
（3.7713）（6.122036）
R2=0.975966DW=1.605822（3）
此时dU
式（3）已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整体拟合程度好，且解释变量与常数项通过t检验，具有显著意义。
之后再对式（3）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选择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并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1，结果显示(表7)，残差序列的ADF检验值小于l%显著性水平的MacKinnon临界值，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残差序列滞后一阶平稳。检验表明，LPGDP和LFI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广东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DLPGDP和DLFIR两个序列进行检验。
从表8可知：
1、当滞后一期时，DLPGDP和DLFIR都不是对方的格兰杰成因；当滞后两期时，DLFIR在1%显著性水平上构成DLPGDP的格兰杰成因，认为DLFIR是DLPGDP格兰杰成因的错误概率仅为0.00067；当滞后三期时，DLFIR在1%显著性水平上构成DLPGDP的格兰杰成因；DLPGDP在10%显著性水平上构成DLFIR的格兰杰成因。
2、DLFIR和DLPGDP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并非同时相互影响，DLFIR滞后两期P构成DLPGDP的格兰杰成因，而DLPGDP则在滞后三期时与DLFIR相互构成对方的格兰杰成因。
由此得出：（1）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滞后期为两年；（2）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也推动了金融发展，滞后期为三年。（3）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相促进，相互交错推动进步。
相关分析表明，广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且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引起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对反过来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广东省金融发展水平受其前期影响巨大且显著，经济增长跨期影响推动金融发展，间隔为3a。目前，广东省处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推动、互相影响的阶段。
前面的分析是基于金融发展的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但由于经济总量对金融工具总量的释稀作用，因而有时直接的总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
珠三角的金融相关比率平均每增长8％，GDP将增长15％，远高于其它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说明珠三角的金融发展深度相较于其它地区要高得多。
三、结论、成因与政策建议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
（一）广东省及各经济区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合理流动，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可归结为以下原因：广东经济在全国各省份中较为发达，金融产业发展较快；广东作为全国华侨最多的省份，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大量粤侨汇回家乡的资金，从而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比邻港澳国际金融中心让广东的资金融通与资金流动更为方便，促进了广东金融发展。
（二）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金融发展深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同步增长现象，但珠三角发达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欠发达地区金融深度和经济水平差距逐渐距扩大。这是因为无论在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硬件，还是市场深度、政策支持等软件，珠三角地区都优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金融市场结构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使社会资金在资金富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之间流动，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尚未满足这一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速度、金融业发展都位居全国前茅，整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储蓄扩大，这种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例如，广东也面临二元经济的瓶颈：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是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广东经济总量中75％以上来源于珠三角，而广东51个山区县虽然占全省总人口的40％，占总面积的64％,但2008年其GDP仅占全省的11％⑤。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广东省人均GDP为37589元人民币，其中珠三角人均62643.83元人民币，东西两翼约16648元人民币，而山区只有15539元人民币，珠三角人均GDP是山区的3.76倍⑥。已形成明显的金融区域二元结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金融政策僵化，没有针对具体地区制定。广东金融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很大程度上与现行“一刀切” 的金融政策有关。[4]从存款准备金制度看，由于法定准备金率全国统一，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面流通货币信用化不足，资金又向珠三角地区流动，使得该地区的货币乘数小于珠三角地区，导致当地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小于珠三角地区，带来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此外，珠三角以外地区的边际利润率低于珠三角地区，由于利率管制造成的统一存贷款利率，使得珠三角地区实际上享有利率优势，吸纳更多其他地区的资金。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仍处于滞后状态，存在资本市场结构极不平衡，筹资能力差距大与地区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深圳证券交易所使大量其他地区资金涌向珠三角地区；沪深股市广东籍上市公司中有8O％ 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同时，各种投资基金在珠三角以外地区尚属空白。这些因素制约了珠三角外其他地区的发展。
3、金融机构布局差异。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布局发展较快，形成了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齐头并进的局面；相比之下，广东省除珠三角外的其他地区仍是以国有银行为主题，缺乏竞争导致可持续发展乏力。
4、部分地区信用缺失严重，金融生态环境薄弱。那些整体金融生态状况排名比较靠后的城市，基本都是金融主体基础较为薄弱，金融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容易遭受各种内外部冲击的影响。以梅州为例，当地因为信用环境尚未根本好转，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一些企业在经营困难，甚至仅仅是出现临时性效益滑坡时，往往采取极端方式，逃废银行债务，以牺牲银行利益来保全自身利益。据统计，2005年度，梅州市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共计8509笔，违约笔数高达6542笔，违约率76.188%。[5]信用缺失已经扭曲市场运行机制，企业贷款违约现象普遍，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制约了银行信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导致了商业信用无所作为，制约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潜力未得到有效发挥。
广东省政府公布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案中，政府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空间布局，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以珠江口东岸、西岸为重点，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发展，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并提出如下政策：①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②优化珠江口东岸地区功能布局；③提升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水平；④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⑤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发展。[6]以上面的分析为基础，为解决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1、政府主导，改善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外的投资环境。这方面要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硬件上，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企业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具体策略上，一是产品竞争力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产品高端化；推动出口产业从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品牌密集型转变，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东盟、南美、非洲、中东、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积极开拓服务产品出口；积极拓展外资来源地，实现贸易、投资、技术、人才和资源市场多元化。三是企业国际化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实现标准国际化。[7]这些珠三角以前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珠三角外地区也要积极去做。在书记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支持上，珠三角外地区应大力吸收珠三角转移企业以及产业，发展自身经济；软件上，改善珠三角以外地区的社会信用状况。要大力提高这些地区企业信用评级和信息透明度，增强公众信用意识。最后，政府要在产业投资方向上给予指导，为商业性资金投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
2、建立和健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额金融服务体系。为了做到这点，要积极扶持全国性或区域性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地，积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区设立分支机构。在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珠三角外地区的同时大力发展民间金融，诸如交通、中信、光大、兴业、招商、华夏、平安等全国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行去这些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立条件，适当降低这些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条件；同时，大力促进当地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并努力提高金融效率。众多金融机构的引入形成了有序竞争的格局，可以大大提高间接融资效率，从而为当地经济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3、大力培育和发展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发起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同时破除农村信用社垄断，使地下金融正规化。而要破除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地位，就必须建立农村金融商业机构。从目前来看，小额信贷是为了解决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金融中介，按照组织化、制度化、商业经营原则，为具有一定潜在负债能力的低收入阶层提供无须抵押担保的小额、短期、简便、连续的信贷服务。小额信贷组织不吸收存款，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资金运用限定在对区域内农户和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自由协商。因此小额信贷具有资金周转快、覆盖面大、还贷率高、经济效益好等特点。
4、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的尊重，倡导政府部门带头守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金融机构落实金融债权，从严打击企业逃废债行为，消除银行由于对诚信度不高的企业而引起的疑虑和担忧， 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金融机构应当加强与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协调沟通，推动信用社区建设。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数据来源于历年来《广东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汤究达，2008，《1995~2004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方向性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艾洪德、徐明圣等，2006，《区域金融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郑长德，2007，《中国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黄湘雄、，2004，《广东区域金融发展实证研究》，《南方金融》，第9期
[5]李鲁云，2005，《构建泛珠三角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广东经济》，第11期
[6]国家发改委，2008，《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7]张文云、徐润萍，2004，《珠三角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效应分析》，《南方金融》，第6期
[8]黄德权，2008，《广东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开发研究》，第3期
[9]艾洪德等，2004，《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
[10]马经，2008，《广东金融30年：先行先试铸造金融强省》，《南方金融》，第11期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