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也要“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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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国文坛掀起一股“寻根”热，其核心是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根。当时，戏剧文学似乎并未参与其中，更少有触动。然而如今看来，戏剧创作仍要补上这一课，编剧也须“寻根”。这“根”，乃根中之根、重中之重，即：生活。比起生活来，民族文化是流而不是源，是枝而不是根。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唯一的根。

一、创新，源于生活

一切艺术贵在创新，换言之，没有创新，艺术就会衰亡，创新乃艺术的生命。然而，这种创新，又以生活为唯一源泉，而不是剧作家的凭空臆造和主观臆断。一切联想、想像、虚构，皆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之根，创新不过是其枝叶与花朵、果实。

编剧的神髓，是“编创”，重在创意，即以生活为原材料，进行加工、重组、创造，形成戏剧材料。“编剧”与“编辑”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编创”，而后者则是“编改”――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改造。显而易见，“编创”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离开生活就寸步难行、一无所成；而“编改”则只是“炒剩饭”、“玩花样”，如同魔术一样，不一定以生活为基础。我们不幸地看到，许多剧作家竟脱离生活，以“编改”冒充“编创”，并炒得沸沸扬扬，吹得神乎其神。诸如莎翁名剧《哈姆莱特》的“古典东方版”、曹禺现代经典话剧《雷雨》的“古代版”之类，不是“编改”又是什么呢？如此“编剧”，又何谈“编创”二字呢？至于个别人将“编剧”误认为“骗剧”，搞一些严重违背生活规律的玩意儿欺骗观众，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由此观之，创新必须以生活为源泉，戏剧创作要繁荣发展，就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之根上来。

二、灵感，源于生活

当然，从生活到艺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号，这其中有一个复杂、艰苦的升华、再造的创作过程，即在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出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而剧作家的创作灵感又起着火种的巨大作用。

然而，灵感虽然属于创作者自身思维形式范畴，即所谓“灵感思维”，是指在创作活动中，人的大脑皮层高度兴奋时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和思维形式，是在一定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的基础上，突如其来地产生出新概念、新意象、新点子的思维形式。文艺创作与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灵感。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言：“凡是有创造经验的同志都知道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但是，灵感并不是神秘之物，更不是天外来物，它同样来源于生活，即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是剧作家扎根生活的活土之中，冥思苦想、长期寻觅，艰苦探索，“踏破铁鞋”之后的不期而遇、偶然所得。灵感虽来于“蓦然回首”之时，但背后是长期大量的生活积累。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最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光顾他。”（《美学》第一卷第36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鲁班经历过生活中被树叶拉破的启发，发明了铁锯；影片《自有后来人》的剧作家在寒夜中发现了巡道工的信号灯，才有了后来的《红灯记》。可见，生活是灵感之母。如果说，灵感是引发戏剧创作原子弹爆炸的“铀”的话，那么生活就是大量的“铀矿”。

由此观之，灵感也源生活，戏剧创作要繁荣发展，也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之根上来。

三、悟性，源于生活

从一般人到剧作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号，这其中，剧作家的艺术悟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悟性即艺术的观察力，理解力、感觉力、表现力等的综合体。“悟”作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戏剧创作中显得十分重要。虽然“悟”本身又分为“顿悟”、“渐悟”种种形式，但所有的“悟”，也必须以生活为基础与前提，即在生活实践中艰苦探索与辛勤思索才能渐渐获得。正如钱钟书所讲：“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谈艺录》第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由此观之，悟性同样源于生活，戏剧创作要繁荣发展，同样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之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