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的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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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春天蹒跚着走来。苏醒的小麦三两天便蹿出筷子的高度，翠绿且清新，散发着泥土的馨香，像一群群收拾干净的孩子，在暖暖的春风里欢乐地舞动手臂。这种时候是生命的狂欢，是发生在我童年里。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毫无例外是麦田里忘情奔跑的无数野孩子中的一个。我和小伙伴一起像非洲草原的野狗一样，在夕阳下的麦田里相互追逐、纠缠扑打。所有的游戏，即无规矩又无章法，一切都出自需要撒野的本能。更有甚者是玩到不顾身命的时候，我们打赌从高高的土崖上往下跳。我的一个小伙伴就这样跌断了腿。所以长大以后当读到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他作品里那位温和的小哥哥，面对麦田站在崖边，伸着臂膀，露出一脸的早熟与悲天悯人的神情，劝阻着跑到悬崖边的孩童。这种人物，想起来竟真是不可缺少。因为在那种特殊的时刻，我们之中，似乎真该有这么一个人。

这就是塞林格的不同凡响之处。他不仅看到了人在经历童年的过程中，一种深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而且写出了撒野和管束的关系，从貌似平常的麦田里找到了一种让人陶醉、又深深向往的哲学意境。这意境简单说来，就是将人生看作是一场欢快的麦田游戏。即于巨大的悲观之中演绎出一种天趣般的乐观。这似乎是人类第一次地摆正了引导或劝导者和民众之间的游戏关系。因为在此之前的文明史，宗教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释迦牟尼也好，耶稣也好，也好，这些人类的引导者，为了人类更好地成长，无一例外的是将自己悬挂在“麦田”的边缘，以自身身心承受巨大的痛苦，向我们宣示不能走向“悬崖”的原因。也是始自于此，人类的心灵在获得慰藉的同时，原罪的意识似乎也开始提升起来。人类在“麦田”里，只有劳作而没有游戏，只有规规矩矩，而没有撒野狂欢。自然，这也是招致后来的尼采，为什么要发疯地高喊出上帝死了的原因。在尼采喊叫的那一霎那里，人类的引导者开始空位。当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在塞林格这里，他以孩童般简单的思维，向人们宣告，他们那种痛苦的悬挂结束了，另一个有趣的形象诞生了：他就是守望者。

其实这种思维在我们孔夫子那里，也曾经产生过。不过，他讲的地点，是在春天的河边。三五童子洗浴过后，穿着薄薄的衣服，在草地上欢闹游戏。依据我的猜测，圣人的薄衣的下面，肯定没穿内衣。这种意境，让天性极其需要浪漫但一直浪漫不起来的中国文人，从此对圣人崇拜到了极点。可惜的是，此时我们民族的战火已起，跳崖或跌下悬崖者不断增加。圣人已无暇扮演同戏同乐的伙伴角色，而是做了一个周游列国、不合时宜的喋喋不休的和平劝导者。

这又让我想到撒野这个深藏于人类本性中的精神问题。一个文明社会，对撒野宽容与管束，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愈是会撒野，便愈富于个性；而人类自身，愈能从撒野中得到更多的幸福感受。不会撒野的民族绝不可爱。我武断地推想，美国牛仔式的撒野，法国浪荡汉式的撒野，西班牙斗牛士式的撒野，都有其可爱的方面。中国人的撒野，最出名的当属于那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但孙猴子只是一种文学想象。能落到实处的，譬如竹林之士，譬如扬州八怪，起初还有些令人激赏的样子，但是几百年后，这些情形，只在一个名叫鲁迅的人身上悠忽一亮，然后便荡然无存了。

这是一片怎样的麦田啊。它以它的绿色和自然连接，又以它的田块的模式显示着人类的理性。孔夫子在河边的草地上的想象，虽然已极近绝对，但是他的缺陷是放弃理性的田块，所以它的可操作性很差，差得一塌糊涂。所以，它招致来的是随后中国社会僭越理性的集权或强权。这方面，也提早显示出东西方的差异。或许这竟是冥冥中的分工，东方人认识真理而不会使用真理，西方人使用真理没能认识真理。假如有人能将这二者合二为一的话，我们散步在麦田里，该多么地惬意。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