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极化与传统媒体作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网络群体极化与传统媒体作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本文介绍了群体极化这一社会心理学现象及其在网络中的成因及表象，分析了群体极化在现实以及网络中的可能引发的后果——有利也有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媒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极化事件中的责任与作为。

关键词：群体极化；群体认同；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54-02

台湾电影《骇战》是一部网络题材的电影，播出后引起了观者的共鸣，尤其受广大网友热捧。近几年网络题材的电影不多，但是一经推出，便会引来热议，例如2012年陈凯歌执导的《搜索》。可见，网络生活在当今社会的广泛性。以上提到的两部电影，故事情节有相似之处，都是从一段视频引起的误会开始，在网络上激起了广大网民对视频主人翁的声讨，并都采取了“人肉搜索”这一颇有争议的手段，将网络上的声讨引向了现实中的人身攻击。笔者无意对电影多作评论，本文旨在探讨电影中所折射出的、且在目前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极化效应。

一、何为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最早于1961年由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在发现群体讨论时的现象所提出，是指“如果一开始群体内成员的意见比较保守的话，经过群体讨论后，决策就会变得更加保守；相反，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的话，群体讨论后得到的决策就会更加有风险。也就是说，群体讨论会得到更加极端的决策，这种现象被称作群体极化效应。” 其后，美国心理学家萨拉·凯拉尔（Sara Kiesler）在研究中发现：群体极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中，而且同样存在于网络中。拉塞斯皮司（Russell Spears）与其同事也经过研究证明：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更加突出，大约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

通过概念的延伸，网络群体极化可解释为，网民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网上通过交流后，原有的心理偏向得以强化并走向极端。这很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在网络环境里，人们很容易通过各种途径，例如分类论坛和微博等社交应用，找到志同道合的个人和团体，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还和原先一样，并且变得更加深信不疑。

二、网络的土壤中更易滋生群体极化

网民在网上比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群体极化的倾向更为突出，学者们总结了诸多原因，如匿名效应、群体认同、群体无意识等。

（一）“便利性”是主因

笔者看来，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沟通的“便利性”是群体极化加速的主因。相较于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在网络中，人与人建立关联变得更为容易，基于地域、年龄、兴趣、价值观等，个体之间很容易集结成群体。当遇到某一事件的触发后，个体与个体的联结会加速，群体与群体之间也会更广泛地寻求共通，建立起联盟，于是逐步在整个互联网形成声势，最终酿造出影响广泛的网络事件。

（二）群体认同导致“同质化聚集”

每个个体都会寻求一种“群体认同”，以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形成了一种“同质化”聚集倾向，同质化的网民相互交流，更容易强化自身原有的观点，便形成了一股“极化”势力。我们时常看到，在对社会上某个热点话题进行争论时，很容易引发“同质化聚集”现象，即我们通常说的“站队”，于是形成了就某一话题的“暂时”性的极化势力。这样的局面在现实中也会发生，只是在网络上，凭借技术提供的便利性，“极化”的过程加速了。因此，不妨以平常心看待，群体极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研究者，或许都曾是这一现象的见证者，甚至亲历者。因此，虽然面对一种“极端”现象，但也没必要过于少见多怪。

（三）网络极化的后果：从网络事件转化为现实事件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群体极化的特征是，网络力量的迅速聚集，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或多股争锋相对的势力，并引发极端的行为，这种极端行为在群体观点受到否定和挑衅时，尤其容易产生。例如起始于2012年初的“方寒之争”，当方舟子介入质疑韩寒事件后，争端快速升级，方舟子和韩寒的粉丝自觉地组建起了倒韩派和挺韩派，各式各样的挺韩派联盟、倒韩派联盟也层出不穷，并在网络上经历了历时数月的激烈争论，甚至屡屡把这种网络上这种虚拟的“斗争”引致现实中，例如打赌、约架等极端行为时有发生。可以说，由“方韩之争”引起的后续网络纷争，是近几年来最为典型的、影响力最为深广的网络极化事件之一。

三、群体极化是把双刃剑

有争论并不一定是坏事，真理越辩越明，关键是不可丧失理性，不能极端。笔者看来，群体极化现象确是把双刃剑：

（一）传递正能量

一方面，在价值观导向正确的前提下，群体极化有利于坚定信念、增强信心，团结群体力量，推动组织化的行动以实现群体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极化、极端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在美国的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价值就是通过一些极化势力与行为所推动的，比如说公民权运动、反奴隶运动以及两性平权运动。网络群体极化也是如此，网络个体若因某种“正能量”而聚集，对社会、对现实中的个体都会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

例如2012年8月7日上午，武义县公安局民警王于京发出一条题为“大家多转一次，英雄的生命就多一丝希望”的微博，请求网友转发，寻找O型血供肝以拯救身命垂危的哈尔滨市阿城区松峰山镇派出所所长王影。当晚，该条微博被网友转发4万多次，网友留言有1万多条，众多媒体的官方微博和演艺界名人也参与其中。其后不久，在各方努力下，终于有了与王影肝脏指标比较吻合的肝源供体。最终王影手术成功，获救。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记者邓飞掀起的全国性打拐运动，郭明义发动的无偿鲜血倡议，志愿者高速路拦车救狗，等等，无数善良的人们，迅速聚集起来，以现实中的作为，推动事件朝理想的方向行进。

（二）激发非理性

另一个方面，如果群体极化由不实信息或谣言引起，再加上某些参与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推波助澜，这将导致误会加深，使事态失去控制。国内近几年发生过几次抢购风波，如“非典”期间的板蓝根抢购潮、甲流袭来引发的大蒜抢购以及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导致的抢盐潮，都是广大民众受到不实言论的影响而导致的“极化”行为。当群体极化产生的观点处于“一边倒”的状态时，其盲目性、危害性和极端性会大大增强。正如电影《骇战》（电影情节根据台湾真实网络事件改编）所描绘的乡民（与大陆网民含义相近）群体为了所谓的“乡民的正义”，对他们所反抗的势力进行丧失理性地穷追猛打，差点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而这股非理智的敌意，正是源于“理智者”的挑唆而产生的误会。总之，人群聚集是常态，但是“极化”了，就容易产生“非理性”，任何事走极端总是不可取的，正所谓过犹不及。

四、积极疏导网络群体极化：传统媒体不可逃避之责

目前，虽然网络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但是网络作为“媒体”的形象出现，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尤其在主流新闻领域，网络大多扮演的仍是“信息传递者”角色。由于传统新闻领域的专业主义色彩，传统媒体对外的信息，其公信力都会大大高于网络，并成为“信源”被网络转载。正因手握强大宣传平台的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和影响力，致使其有责任积极地监测外部舆论环境，过滤外界的不实信息，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积极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网络极化事件

报道新闻是传统媒体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是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目前很多媒体记者常常在网络上寻找新闻线索，采访查证属实后，制作成消息或专题播出。具有“群体极化”特点的网络事件，往往是时下热点，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之所以会引发关注，要么事件本身具有特殊性，引人好奇，要么与网民利益直接关联，而这两点都是“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报道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正是传统媒体生产媒介产品以图获利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当事件发展到有“极化”倾向时，传统媒体积极参与报道，正本清源，消除极端情绪和行为，便更加责无旁贷。事实上，很多网络事件之所以走向极端，正是因为传统媒体不作为，或介入得晚了。

（二）及早介入以防止非理性“极化”

传统媒体在不同时点介入报道，对事件的进程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在事件尚处萌芽状态时便及时报道，那么，即使只报道事件本身，不发表任何观点，事件发展也会在诸多旁观者关注并参与讨论后趋于理性，因为不同观点的交融，将使当事各方认识更加全面，心态趋于平和。2011年，媒体对“抢盐风波”的介入算是及时的，抢盐潮很快得以遏制，食盐价格也迅速恢复正常。相反，如果媒体在群体极化事件中疏于监控，噤若寒蝉，则有可能错过疏导矛盾争端的时机，酿成难以预计的后果。例如2012年，发生在北京、济南、青岛、广州、深圳等地的抗日游行，出现了很多诸如砸车、趁火打劫、故意伤人等打着爱国旗号危害社会安全行为。虽然，网络上积聚了不少“理智抗日，理国”的声音，但传统媒体并没有给以足够的声援，致使非理蔓延，这值得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反思。

（三）根据极化事件的影响灵活应对

判断网络极化的正负效应也至关重要。如前文提到的“打拐运动”、“献血倡议”等事件，传统媒体应积极给予正面报道，加速事件进程，将事件蕴含的正能量放大。而像“高速路拦车救狗”这样具有争议的行为，媒体则应给予理性引导，寻求标本兼治之策。传统媒体由于其特有的信息传播优势，理应在监测和疏导某些不良的群体极化事件中责无旁贷，但是很多情况下，事件本身的缘起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或监管失察有关，因此，仅仅依靠媒体本身的信息沟通功能，并不一定有助于将事件引向良好的结果，何况，传统媒体本身也受控于政府主管部门，在新闻报道中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归根结底，对于某些恶性的群体极化事件的疏导，需要政府与媒体的紧密配合，政府是主导，媒体则是参谋和工具；而当政府应该介入而未能及时介入的时，媒体则应搭建起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桥梁，担任起“游说”政府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