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出那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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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崛起。197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合作出版了长达700多页的厚重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像》（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以下称《阁》著），以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全新阐释、对“父权诗学”的“激进误读”和文本分析的振聋发聩而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迄今为止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该著问世当年，即荣获美国书评界文学奖。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又重版了该著。

在中国，《阁》著近年来虽频频为学者征引，甚至近乎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同义语，但由于此前并无中译，故学界不仅有未能窥其全豹之憾，亦有不求甚解的随意引申。值此李欧梵与刘象愚两位先生将之列入“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之一向国人推介之机，笔者作为该著的中文译者，费近两年之心血，终于译出了这部中文约75万字的大著。在该著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笔者拟对其写作缘起、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作一简介，以飨读者。

一

《阁》著分为六大部分，共16章，前有两位作者于1979年撰写的“初版序言”和2000年再版时撰写的长篇“导言”。1974年秋，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中西部的印第安那大学英文系共同执掌妇女文学课程教席。她们在仔细研读了从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到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妇女作家的作品之后，都震惊于这些存在于不同时空、心理特征相距甚远、所使用的文体也颇为相异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在主题与想像力方面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开始像亚特兰蒂斯一般浮出水面，呈现为一脉顽强生长、且日渐清晰的女性文学传统。如两位作者再版“导言”中所述，《阁》著的目标即是要“在地图上标出妇女文学那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和女性想像力的疆域”，[1](Pxxiv)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本书即是渴望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笔下‘母亲的国度’能够升起的一个梦想”。[1](P101)这一传统由于妇女作家与妇女读者之间的深刻默契而得到加强，由于哈里叶特・比彻・斯托与夏洛蒂・勃朗特之间神秘的精神感应、玛丽・雪莱和艾米莉・勃朗特作为“弥尔顿的女儿”对文学“父亲”的修正、艾米莉・狄金森对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和乔治・艾略特等的秘密阅读而获得推进。

正是在诸多共识的基础上，两位曾因自己的性别而在学术追求上一次次受挫，终于“意识抬头”的学者，以在印第安纳大学教学楼电梯中的相遇为契机，开始了精神认同与事业合作的历程：“通过采用与妇女作家修正‘父权诗学’同样的方式对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过程给予我们一种至关重要的支持。”[1](Pxiii)

二

第一部分“走向女性主义诗学”包括“王后的窥镜：女性创造力、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有关文学父性特征的隐喻”、“句子的影响力量：妇女作家与作者身份焦虑”和“洞穴的寓言”3章，以12万字左右的篇幅进行了有关方法论的阐述。两位作者首先回顾了西方历代文论家、批评家文学观念中的性别歧视态度，梳理了历代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呈现出来的或“天使”（angel）、或“怪物”(monster)的极端化形象，在此基础上，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这两类相辅相承的模式化形象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中，吉尔伯特和古巴从哈罗德・布卢姆有关“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的心理现象出发，引申出妇女作家在父权文化中形成特殊的“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的思想，以此作为下文分析妇女作家的生存状态、创作心理、作品中的意象构建和情节结构等的切入点，进而对妇女作家笔下不约而同出现的双重结构和复合式女性人物群像进行了精彩分析，尤其关注了怪物型的次要女性人物形象存在的意义。论著还以安妮・勃朗特的长篇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的糊墙纸》为例，初步演示了从身份焦虑这一思路出发阐释作品而可能获得的开阔空间。

在第三章中，作者则以柏拉图、爱伦・坡、西蒙娜・德・波伏瓦等多人有关洞穴（cave）的寓言与故事为核心，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不仅要试图理解男性有关洞穴的寓言，还要试图理解女性有关洞穴的寓言。”[1](P96)在她们看来，洞穴不仅体现了父权中心的文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还有着女性返归自身真理、倾听黑暗深处发出的声音的象征内涵。由此，她们认为，玛丽・雪莱一部不受人重视的小说《最后的人》中虚构的洞穴寓言，其实蕴涵着丰富的潜在信息，它“所讲述的，是一位妇女艺术家的故事，她进入了自己思想的洞穴之中，在那里发现了散乱的树叶，它们不仅代表了她自己的力量、而且代表了很可能导致了那一力量产生的传统。”正是从洞穴中的西比尔女巫身上，“神奇地孕育出了后来所有的妇女艺术家。”[1](P98、97)这一洞穴又像是威拉・凯瑟在《我的安东尼亚》中写到的那个“果实之洞”，“新大陆正是从中冉冉升起的”。[1](P102)在这块冉冉升起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上，“艾米莉・勃朗特笔下充满激情的A.G.A.，简・里德笔下的索菲亚、H.D.笔下的波纳・迪有了栖身之处，简・爱对狄安娜・里弗斯和玛丽・里弗斯的友情，奥罗拉・李对她的意大利故乡的热爱、对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梦想，艾米莉・狄金森笔下那妇女可以‘大声地讲话’的‘神秘的绿色’，以及乔治・艾略特对于姐妹情谊的观念――所有这一切想像和重新想像，都有助于对这块重生了的大陆的乌托邦式的边界进行界定。”[1](P98、99-100)

在此，两位学者大量援引了西尔维娅・普拉斯、艾米莉・狄金森、艾德里安娜・里奇、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人诗作中的意象和主题进行论证，将洞穴与自然、女性被压抑的创造力、浮出历史地表的新大陆和畅想未来的母亲乌托邦等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论析言说既体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又充满了诗意与激情。

从第二部分开始，《阁》著转入更为具体扎实的作家作品研究。二、三、四、五部分的标题分别是“在小说之屋内：简・奥斯丁笔下可能的房客”；“我是如何堕落的？弥尔顿的女儿们”；“夏洛蒂・勃朗特的幽灵自我”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监禁与意识”，分别对玛丽亚・埃奇沃思、简・奥斯丁、约翰・弥尔顿、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愤怒的力量：19世纪的妇女诗歌”则集中讨论了包括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在内的19世纪女作家的诗歌，着重分析了深居简出、谜一般的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丰富诗作。

三

《阁》著最重要的批评方法与研究特色，首先是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政治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妇女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考察，梳理并归纳出构成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传统的一系列重要意象、象征与隐喻。

如前所述，该著的写作源起即是两位作者合作讲授妇女文学课程的感悟。之所以集中于19世纪，首先是由于该时期的性别意识形态特别具有压制性，几乎纵贯了整个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在文化上具有节制、保守、严肃、狭隘的特征，清教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对女性的禁锢格外严苛；另一方面，18世纪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巩固，以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与理性主义潮流又为女性反思自身性别群体受压迫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处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资源，女权运动开始萌生。正是本时期一系列革命运动的产生，触发了由女性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最丰富的产品。因此，禁锢与反禁锢的对峙，使得妥协与顺从、修正与叛逆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典型姿态，呈现于19世纪妇女作家的文本中。

同时，两位学者的妇女文学断代史研究，亦与此前有关妇女文学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的丰富收获密切相关。如挪威学者托利尔・莫瓦后来追忆的：“美英文学史上等待已久的对女作家的主要研究时期终于到来。这些著作实力雄厚、义无反顾、灵感闪烁、鼓舞人心，立即拥有了一大批妇女学者和学生组成的热情洋溢的读者群。”[2](P67)这些著作中对《阁》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有埃伦・莫尔斯的论文集《文学妇女：伟大的作家们》（Literary Women:The Great Writers，1976）和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1977）等。尤其是后者，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妇女创作的研究，总结了英国女性文学作为文学亚文化由女人气到女性主义者的、再到女性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吉尔伯特和古巴自陈：“正是由于莫尔斯和肖瓦尔特对这一亚文化群落的整个历史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追踪，我们在此才可以细致地聚焦于我们认为对那段历史有着关键意义的部分19世纪文本。”[1](Pxii)

这些文本包括《拉克伦特城堡》、《弗兰肯斯坦》、奥斯丁的早期作品和6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夏洛蒂・勃朗特的4部长篇小说、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的《奥罗拉・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妖怪市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爱丽尔》等等。由于这些作品在一种新的妇女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获得了集中阐释，作家作品于是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关联、形成一条闪闪发光的珠链，而不断复现的意象、象征与隐喻，如火与冰、月光、水、精灵、面纱、蜘蛛网、疾病等，便构成了串起这条珠链的颗颗明珠。

其次，作者使性别上升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不仅细致考察了女作家的生理与社会性别使她们产生的作者身份焦虑，亦对她们为克服这种焦虑而在文学想像与创造中采取的策略进行了追踪。

由于作家就像男性造物主创造出世界那样“创造出”他的文本的思想，不仅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一个中心观念”，“而且一直是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压倒一切的思想”，《阁》著开宗明义，尖锐地提出了“笔是对的隐喻吗？”这样一个问题。[1](P4、4、3)在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下，妇女作家对自己艺术创造的资格与能力产生了强烈的困扰之情，对自己想象力的权威与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焦灼之感。两位学者遂在“影响的焦虑”基础上，将这种困扰与焦灼概括为“作者身份焦虑”。她们认为，妇女作家艺术创造的冲动与“作者身份焦虑”彼此冲突、深入黑暗的“洞穴”并从文学母亲那里寻求资源的结果，是使得19世纪妇女作家遵从了艾米莉・狄金森“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的著名诗行蕴涵的忠告，由此使作者身份焦虑有所缓解。这一“倾斜”策略，不约而同地体现为叙事作品情节表层和意义深层彼此映照的结构，以及女主人公与次要人物（包括言不由衷的叙述者与隐身其后的作家本人）之间隐含的微妙联系。由此，妇女作家在妥协的表象之下对父权诗学实施了颠覆，从而隐晦地发出了自己真正的叙述声音。

根据这一思路，“疯女人”在妇女文本中具有了表达作家的愤怒、并成为女主人公“黑暗的重影”的文化意义：“从男性的立场来看，拒绝接受屈从、沉默、仅仅从事家务劳作的命运的妇女是被视为可怕的东西的――她们是戈耳戈、塞壬、斯库拉、蛇形的蕾米尔、死亡之母或者黑夜女神。但是从女性的立场来看，怪物般的妇女仅仅是一位寻求自我表达的权力的妇女”。[1](P79)《阁》著还以对《简・爱》文本的细致分析为坐标，具体演示了由“作者身份焦虑”切入而进行文本解读的有效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阁》著对“白雪公主”故事、阿里阿德涅神话等的批评实践，还引发了对民间故事进行研究的女性主义批评热潮，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诸多重构经典文本的生成。在《阁》著的启迪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瞄准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努力从异彩纷呈的民间故事表象中，挖掘其深蕴的内在结构与传递的文化信息，将宗教研究、民间故事学、文化人类学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推出了不少新的成果。在两位学者启发下，不少论者亦开始从镜外的自我与镜中的自我的关系问题入手，探讨女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女性生存境遇与人格分裂现象，使得“镜像”（mirror image）成为研究文学中妇女形象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

四

《阁》著自问世以来，以对19世纪英美妇女文学的全新阐释和深具冲击力的批评理念，对20世纪后20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对这部批评巨著情有独钟，并渐由对其批评特色与成果的评介，发展而为借之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展开尝试性诠释。而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阁》著等的影响下，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疯癫”也已成为一个拥有高度文化内涵的语汇。

然而，虽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有二十多年，《阁》著也几乎成为了中国学者心目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标志，但从本土女性主义实践暴露出来的先入为主、简单机械、空泛随意的批评逻辑，和对女性在题材、主题、意象、语言、文体等方面的独特性的忽略与研究上的欠缺来看，则笔者又感到，《阁》著在研究理念与批评方法上的精华，比如密切联系作家生活、心理发展和文学传统本身而细读文本的优点，并未受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界的真正重视。现在，《阁》著中译本即将出版，读者或许会不尽同意书中的观点，但却不得不承认两位作者在渊博的学养基础上进行的扎实文本分析，是可以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警醒与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Sandra M.Gilbert &Susan Gubar.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The Madwoman in the Academy[A]. The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2][挪]托利尔・莫瓦著, 林建法、赵拓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