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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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红颜多薄命。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造就了219位“真龙天子”，也产生了几十万名后宫嫔妃。在一个君权与夫权并重的特殊时代，她们多数寂寞深宫，葳蕤叹息，最终一缕香魂，随风而逝。
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淑妃——文绣却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公然挑战皇权，向溥仪提出了离婚诉求，成为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敢于追求自由，摆脱皇室羁绊的皇妃。
文绣（1909年12月20日～1953年9月18日），小名蕙心，自号爱莲。姓额尔德特，学名傅玉芳。是满洲八旗中的额尔德特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清顺治元年（1644年），家族跟随多尔衮入关，按所在旗被分配在北京安定门内定居，世代有人在朝为官。祖父额尔德特·锡珍曾官至晚清的吏部尚书，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是他的门生。锡珍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有500多间房产，和6个儿子聚族而居。
文绣的父亲端恭，是锡珍长子，却科场屡败，袭祖荫得任内务府主事。端恭撒手人寰以后，文绣母亲蒋氏搬至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租房居住，靠针线活收入，勉强度日。
1916年9月初，文绣7岁时，母亲蒋氏将文绣送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学读书。文绣天资聪颖，喜欢读书。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是优秀，深得老师的喜爱。
1921年春，宫里传来要为溥仪选择皇后的消息。因文绣祖上是已入旗籍的蒙古族贵族，虽已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但按门第也是符合候选条件的。文绣的五叔华堪（在清末做过吏部尚书）见此良机，来和蒋氏商量，幻想借机光耀已经没落的额尔德特氏家族。不料，蒋氏交到内务府的文绣照片，竟被“小皇上”御笔圈点，被选定为皇妃。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四合院做为新居处，另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家的生活一跃而为小康。文绣也不再上学，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督促文绣熟读《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皇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宫里称她为淑妃，文绣那年尚不满14岁，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她在皇宫养心殿首次晋见溥仪时，行三拜九叩之礼，但溥仪竟冷冷地说：“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仪就把淑妃孤单地抛在新房。面对森严的皇宫，文绣感到害怕，她开始对未来的生活迷惘惶恐起来。
文绣进宫后，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长春宫曾是慈禧太后住过23年的地方，装饰华丽自不待说。文绣天性喜欢读书，长春宫的西配殿就成了她的书房。在以后长长的寂寞日子里，书籍成了她身居冷宫的亲密伙伴。
溥仪待文绣开始时也还较平等，有时还到她住的宫中去聊天，与她开玩笑。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总是让婉容、文绣一起出面。后来溥仪给婉容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为平衡起见，也给文绣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
婉容出身高贵，她与文绣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婉容从骨子里藐视文绣，文绣虽然内心玲珑，性格又比婉容温顺宽厚，却不善言辞，在溥仪面前不懂得撒娇奉承，宫女太监也对她保持距离。甚至吃饭也是一个人，文绣内心异常落寞。只能独居长春宫，静心读书，以为乐趣。
然而，文绣这种以读书寻找乐趣、排遣苦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逼宫事件”。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只得随溥仪及宫内人等迁出皇宫，去到醇王府居住。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就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废止，彻底沦落为平民百姓了。
离开皇宫，对溥仪及其他皇室成员是灾难，对文绣未必如此。文绣这时候可以以“平等”的身份，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了。她想凭籍自己的学识，改变这种寄人篱下的窘境。但世事如棋，难于预料，谁知20多天之后，奉系军阀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早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对虽寄予厚望，但还不敢贸然把赌注押在赳赳武夫身上。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地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就在这时，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父子，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以只有日本可靠进行说教。他暗地里向溥仪献策：说不足以谋大事。欲复辟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认为中国人没有不痛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最希望的是得到西方列强的帮助。但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凡事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了日本一趟。郑孝胥回来向溥仪报告说，他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都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溥仪意有所动，天真地说：“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当溥仪将这番话讲给文绣听时，文绣虽然只有16岁，还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就屠杀无数中国人，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溥仪想复辟都想得发疯了，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全国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谕旨”……并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保驾溥仪偷偷地进入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
文绣面对溥仪与日本人的勾结，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进而厌恶起文绣来。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谩骂与羞辱也变本加厉。
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绣常常有种莫名的伤感时时向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生有何趣？虽多次自杀，均未遂，但她这种消极反抗从未停止过。溥仪怕影响皇家声誉，就加强对文绣的监视，派人请她的胞妹文姗进宫开导她。原来，文绣入宫二年后，妹妹文珊也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载振是晚清权势极大的军机大臣之子，家私殷厚。早前曾买下位于英租界内原属太监小德张的一处房产，1925年前后全家搬到天津。因此文珊常来看望二姐。文珊的丈夫溥锐是个纨绔子弟，到处演唱花面戏，不务正业。溥锐原配是蒙古王公那桐之女，文珊是他的侧室。
后来，文珊把一个叫玉芬的女人带到了文绣的身边。正是玉芬的到来，才使文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向追求思想解放的玉芬，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不再是过去的掌有生杀大权的宣统皇帝了，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控告他虐待妻子，请个律师，写状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并给她讲了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新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就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规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文姗、玉芬的不断来访，为寂寞孤独的文绣增添了生机。文绣不再自寻烦恼，而是暗暗寻找逃脱囚笼的机会。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帮助文绣制定了周密详尽的出宫计划。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招呼开饭，太监有所怠慢，文绣以此为由，大发脾气。溥仪似闻弦外之音，恼羞成怒地传谕：“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罪！”文绣操起一把剪刀，就向喉咙刺去，却被眼疾手快的太监夺下。文绣因此大哭大闹，溥仪无可奈何，便打发太监前往庆王府找来文姗，让她劝导胞姐。
不久，文姗向溥仪说：姐姐哭泣不止，心情郁闷，望允许她陪姐姐出外散心看戏。溥仪一时大发慈悲，慨然应允。文绣由文姗陪着，离溥仪而去。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一直开往天津国民饭店（在今天津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下车后文绣、文姗推门而入，直奔37号房间。进房刚刚坐稳，文姗就正色告诉太监赵长庆说：“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啦，她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哪！”太监大惊失色，不知所措，继而双膝长跪，频频磕头，哀请淑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抽出三封信，交付太监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太监无奈，只好登车而去。
由于计划周密，文绣在出走静园之前，玉芬就已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她聘好的三位律师也早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出走致溥仪的信件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文珊家里，以备后来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
再说太监赵长庆回到静园，将文珊和律师的信件交给溥仪，律师们在拟写的这几封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的委托，正式受理这桩离婚案件，并透露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氏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虽然文绣语气和缓，但溥仪阅毕大惊失色，不假多思，便派出大批太监、随从，赶去国民饭店寻找。谁知文绣姐妹早已有备，快速离开了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只有三位律师在等候宫中来人，律师对太监们说：“文绣女士让我们通知各位，你们回去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溥仪知悉以后，顿感“皇帝”颜面无存，他堂堂一个“九五之尊”，居然被妃子炒了鱿鱼！这可是圣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奇耻大辱。他马上召集遗老旧臣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文绣的出走，无疑是一发重型炮弹，出席会议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都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不能姑息迁就。溥仪只得派代表去见文绣，要求文绣回到静园再说。律师们一口回绝，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别无他法。”听到代表们的汇报，溥仪无计可施，只得立刻请来郑孝胥和胡嗣瑗面议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綮、林廷琛，第二天先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最终目的是争取和解，不要闹上法庭。溥仪一方坚持不许离异，不许，不许登报申明。文绣一方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双方各持己见，差距很大，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未能达成协议。
谁知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即1931年8月26日，这桩天字第一号的新闻便不胫而走，立即震惊了全国。当时革命是一个时髦的词，意味着进步和新潮，淑妃的出走，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妃子革命”。京津各报的显要版面，新闻标题差不多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争相报道这一空前绝后的妃子炒皇帝丈夫鱿鱼的千古奇闻，而妃子之所以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年，两人从来都没有夫妻生活，且备受欺凌。
全国各大报刊媒体，可谓泾渭分明，立场殊异，硝烟弥漫，热闹非常。支持文绣、呼唤人权的呼声和抱残守缺、维护皇权的封建卫道士们的叫嚣，此起彼伏。一时之间，如何对待妃子革命的是与非、功与过，就成了判断人们政治立场的标杆。其中最特殊的人物就是一向与文绣做对的婉容，也从个人的得失利益出发，以尊重人道为辞，支持文绣，日夜聒噪，要求溥仪给文绣以自由。政事家事，诸事不遂，溥仪内外交困，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
1931年8月28日下午，林綮、林廷琛受胡嗣瑗派遣，乘车按约定时间去接张士骏，然后带着文绣同车去法国律师事务所，与溥仪见面。此时，文绣口气非常坚决地向溥仪提出了3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经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50万元。并说明若能依此办理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
溥仪一方为了皇家的声誉，坚持“不许离异”条款，遭到文绣的断然拒绝。且在支付赡养金问题上，沟壑依旧，谈判几次都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文绣的律师为了使文绣彻底脱离与溥仪的关系，故意作出诉讼的架势，制造舆论，迫溥仪就范。
8月29日，张士骏“知会”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提出诉讼，法院当即签发了传票，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通知他务必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时在法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当时双方正处在商议和解阶段，胡嗣瑗听说此事很是生气，即命律师林綮前往张士骏处诘问，为什么一边调解还一边告状？为什么不守信用？而这，正是律师的本意，即以调解为名，行告状之实，催逼溥仪允许文绣离婚。所以当天上午林綮奉命质问张士骏时，张士骏并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淑妃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当律师的不便干预。
果然，溥仪接到传票和副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妃子要与皇家兴讼，“九五之尊”，对簿公堂，成何体统？而且当时正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帝业的关键时刻。溥仪不想节外生枝，要早早了断此事，便同意离异。双方从9月4日至10月2日，经过四次讨价还价，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统一在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
10月22日，其时正值旧历9月13日，溥仪与文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离婚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于当天下午1时许，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举行。文绣、文姗及双方律师最后一齐来到律师事务所。互相验明彼此所拟条款，文绣逐一签字。
协议书中写入自8月25日以来近两个月时间里，双方律师反复磋商、调解的成果：1.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2.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5.5万元（付款另有收据）；3.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4.履行2、3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5.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6.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申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7.本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共缮四份，当事人各执一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至此，文绣真正获得了自由。
在静园的溥仪拿到有关协议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为挽回体面，即令手下拟旨：“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放归母家居住省愆。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溥仪读过两遍，细细思量，觉得措辞未免过苛，于是提笔勾去“放归母家居住省愆”一句，才正式颁发。10月23日，就在同文绣签订离婚协议的第二天，他不惜花费重金，把这条煌煌“上谕”刊诸京津沪三地报纸报头旁边的头条广告栏内，向世人宣布，总算是买回了皇家的脸面。这场轰动全国的“皇帝”离婚案至此不无幽默地收场了。
1932年夏秋之交，文绣开始了新的生活，她恢复了傅玉芳的原名，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小学，谋得一个教师职位，教授学生国文和图画，这是文绣离开溥仪，自食其力谋得的第一个职业，心情特别愉快，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