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绅商阶层的“实业救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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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实业救国”，就是通过兴办实业的途径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期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社会受到极大震动，“实业救国”思想渐为世人所注意，从而发展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在这一大背景下，贵州士绅阶层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社会里，“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其价值观是“重义贱利”。19世纪末，这些士绅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其身份发生了变化，即由传统的士绅向绅商转变。

例如当时的遵义华氏家族。华联辉是官宦，助其儿子华之鸿取得仁、永两岸川盐销售权，成为贵州垄断川盐的最大“捆商”，资本迅速积累数百万，一跃而为贵州首屈一指的巨商，之后再从事新式教育，主持社会事务，成为著名绅商。同时，新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也积极经营商业，如博性卿，留日读书时便与贵阳胡刚等人经营商店，成为新的绅商。

这些新绅商，大都具有爱国思想，他们通过举办实业，来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由此，“实业救国”思潮在贵州扩散开来。

华之鸿投资近代实业，按照他的解释，则是因为“吾黔处万山丛杂之中，号称贫瘠。而户口殷繁，难筹生计，必得工艺朋兴，利不外溢，乃可以借口涸辙，共庆宁居。无如民风因陋就简，居瘠土而不劳，一切日用所需，皆仰给他方品物，以为挹注。夫不能吸收外资以救内贫，而惟倾出内资以购外货……是以自交通大行，忧时之士知非振兴实业不足以济民生。”也就是说华之鸿想通过实业来救国济民。因此，他在有生之年创办了文通书局、永丰造纸厂、茅台的成义酒厂等。

与华之鸿一样，乐嘉藻也认为“振兴实业，不但期产品进于精良而已……国内之所余，又必竭力推销于国外，然后可使国家殷富，民生充裕，而实业之目的以达。”他在担任直隶商品陈列所所长时，积极动员贵州公署以“茅台造酒公司”的名义，推荐“成义”、“荣和”两家作坊的茅台酒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在华之鸿、乐嘉藻等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绅商的影响下，1899年，史鹤松等创办了“贵州铜松思石矿务总局”，开采梵净山锑矿。1905年，袁玉锡创办“百艺工厂”，生产日用百货和陶瓷产品。1908年，贵州巡抚庞鸿书在贵阳创办日用百货商品工厂，这是贵州第一家官办企业，一时出现了大办实业的热潮。

据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农商部的统计，清末贵州全省共有工厂120家，雇佣工人1578人，平均每厂雇工13人左右。其中包括制丝、制棉、纺织、制线、织物、刺绣、成衣、染房及漂洗、编物等在内的织造工厂49家，工人共计654人；机械、船舶、车辆、器具、金属品等在内的机械及器具工厂4家，有工人57人；瓷窑、造纸、火药、火车等工厂22家，工人207人；还有制革等工厂2家，工人24名。

从这一角度上讲，贵州绅商的“实业救国”思潮，成为推动贵州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而贵州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贵州新兴力量的壮大，为贵州辛亥革命和的发起创造了条件。因此，“实业救国”思潮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贵州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起步较晚，所有工厂的规模都很少，大多数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都还保留着大量的传统手工生产，再加上地处内陆山区，与东南沿海“实业救国”思潮比起来，略显力量弱少，制约了贵州近代工业的发展。（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