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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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并不会反对靠卓越的能力和天赋发家致富，但借助政府权力牟利既会引发收入差距，又不利于提高效率，这是危险的根源。

过去25年中，世界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主要是因为相对贫困的人口大国收入迅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数亿家庭摆脱了贫困。

但是，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内部，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中国和印度。尽管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对于收入差距的理解不同，但在任何社会，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态度取决于这一差距是否合理，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这就是“良性”收入差距与“恶性”收入差距之间的区别。

大多数人并不会反对靠卓越的能力和天赋发家致富。这些人努力工作，创造了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很少有人会反对乔布斯这样的创业者和医生报酬丰厚。另一方面，对冲基金经理通过套利活动，缩小不同地区之间利率和价格的分布，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其作用不像生产产品那样显而易见。相比之下，通过正确预测未来价格走势获得丰厚酬劳的“投机商”的价值更难被人理解，他们的作用是在长时间内调节股票和商品的价格。但是，很少有人会喜欢带来坏消息，或者通过对坏消息的预期而获益的人。

另外一些方式既会引发收入差距，又不利于提高效率。这些因素是收入不均的最危险根源，会导致人们仇富，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例如，利用政府力量巧取豪夺，使得有些人靠政治优势致富，有些人迫于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失去大量财富。凭借征用和其他政府权力强行取得财产，而不予合理赔偿，是不满情绪的一大根源。人民一方面反对将财产强制性转给政府，另一方面反对小业主得不到足够赔偿，至少是那些失去财产的人们每每抱怨赔偿不够。

工资是大多数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应仔细分析工资差距。过去几十年中，在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科技创新提高了高技术人员的收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与教育水平较低的同行相比，收入大幅提高。教育水平高，工资也高，人们对此十分认同，因为这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人们批评的是存在各种障碍，阻碍有能力的学生上大学，例如家庭破碎、家境贫困、学校教育水平差，等等。这些障碍会导致恶性、缺乏效率的收入差距，常常令人沮丧万分，心生怨怼。

好的政策会通过法律、税收和补贴鼓励良性工资差距，抵制恶性差距。例如，通过特许公立学校、保证人制度、给优秀老师发绩效工资、启蒙教育项目、助学贷款等措施，帮助教育背景较差而又有能力的同学上大学，完成学业。

尽管会遭到强烈的政治反对，但是公共政策还是有助于消除其他方面的收入差距根源。政府财产私有化，以及用其他方式出售时，应当采取拍卖的形式，而非直接转给某些有背景的商人。只有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即收益远远高于成本时，政府才应获准通过征用以及其他类似法律手段取得私人财产。监管应该基于规章制度，而非随意而为。只有这样，监管者才不会反过来受制于被他们所监管的行业，例如因为官员的受贿行为而监管乏力。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像他这种富豪如果纳税少于中低收入群体，那么既不公平，也无助于提高效率，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方式，能给社会效率以及收入差距程度带来巨大变化。减少收入差距的最佳办法，就是对所有收入按照相同百分比广泛征税，从而大幅扩大征税范围。如果对所有收入按照统一百分比征税，那么现在享受特殊税收待遇的资本收益以及其他收入来源，届时就应当与工资和其他收入同等征税。作者系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