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大厦于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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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将北京同仁堂带入鼎盛之期的乐平泉及配夫人许氏因病相继去世。三年后清廷退位，独办官药180多年的北京同仁堂，如同铁杆庄稼连根拔断，从此一蹶不振。

40多年以后，北京解放。北京同仁堂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典型代表，受到政府格外关照。既得天时又有地利的北京同仁堂重获新生，发展势头强劲，几十年以后再次成为中国中药业巨人。

许氏去世以后的40多年，北京同仁堂风雨飘摇，经营惨淡，倘不是维持至解放，其前途命运实在难说。在这40多年里，北京同仁堂乐氏族人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殚思竭虑扶大厦于将倾。这其中的有力者，即是天津药商界。

许氏去世以后的一段时期，北京同仁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四大房族人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柜上的利润有几笔不翼而飞，库房的细料总对不上账，各房族人还把私家药品拿到柜上，让店员代卖，多卖多提成，简直乱了套。

天津乐仁堂经理乐佑申，在清末民初协助其父乐达康、叔父乐均士管理北京同仁堂。1917年他正式任北京同仁堂经理。乐佑申个性鲜明，敢想敢为。他的业务能力在家族成员中出类拔萃。例如，他对厚朴、红花、肉桂等药材十分在行，见药材即知产地、质量。鉴别麝香、犀角、牛黄等细料，乐佑申也很拿手。一般人鉴别羚羊角，整支角或许行，无尖无盘的碎块，恐怕就不会鉴别了，但乐佑申能从碎块的纹丝上，断定是不是羚羊角。更绝的是鉴别牛黄。他不仅能讲出金山黄与京黄的区别，而且把金山黄粉与京黄粉掺混起来，他鼻闻嘴尝即可知道这里面两种黄各占几成。

他重视账目和核算。他留法学簿记，回国后提倡实行新式记账法。他到柜上，首先是看总账，核对账目。成品和细料出入库，会计、二柜、售货员三人签字划押，出问题三人连坐，严格杜绝漏柜现象。他敢说敢管，不徇私情，经常到门市坐在一旁观察售货员怎样接待顾客，发现言行举止不规范，或介绍商品不到位，等顾客一走，即刻把售货员叫到后柜严加训斥，不管你是谁的亲戚或谁是你的保荐人。

乐佑申大刀阔斧对同仁堂进行整顿，初步扭转了同仁堂的混乱局面。但代卖私房药的店员，各有背景，背后讲乐佑申坏话的大有人在。乐佑申是大房长孙，在同辈兄弟中年龄最大，但在乐氏大家族中，比他辈分高的叔、婶、叔祖、叔祖母有好多位，乐佑申位卑言轻，处处感到掣肘。1930年乐仁堂在天津开业，乐佑申专心致志经营乐仁堂，不再管理同仁堂的事情了。

接替乐佑申管理同仁堂的，是天津达仁堂股东乐达义。乐达义来自乐氏第四房，是天津达仁堂经理乐达仁之弟。乐达仁有三个弟弟，乐达义是最能干的一个。上世纪30年代初，乐氏第四房下一代年纪尚轻，乐达仁经营达仁堂，多亏有乐达义这个好帮手。乐达仁本想把这个弟弟留在身边，帮他料理分号业务，但是为了维护乐氏家族共同利益，他只能抛下个人打算，支持乐达义为同仁堂效力。

乐达义接手同仁堂时，同仁堂积弊已久，侵吞财物中饱私囊屡禁不止，以至于不得不出重资请来警察把守细料库，以严防家贼。

乐达义善于应酬，喜欢交际，乐善好施，朋友很多，家族内外人缘很好。乐达义反复向族人和店员讲一个道理，就是同仁堂兴衰与每一个人的利弊关系。为同仁堂打算，就是为个人打算，同仁堂钵满盆盈，大家才会长远有饭吃。族人们和店员看到，达仁堂利润丰厚，乐达义有的是钱花，但在同仁堂从不捞取个人好处，他把同仁堂经营好，还不是为了大家？就这样，乐达义的话渐渐产生效果，家务铺事开始走向正常轨道。

乐达义经营北京同仁堂十几年，这期间北京同仁堂虽无大的发展，但业务还是稳定的。

1947年乐达义因病去世，乐达义之子乐松生成为北京同仁堂主要负责人之一。早在1934年，天津达仁堂经理乐达仁去世，乐松生堂兄乐肇基出任达仁堂经理，乐松生任副经理，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四房的共有产业。乐松生与乐肇基自幼离开父母，是伯父乐达仁把他们带大的。乐松生对乐达仁和达仁堂感情深厚，他虽然是北京同仁堂一名负责人，可是他不愿意到北京去，他只想帮助堂兄经营达仁堂。尤其是那时候发生经济恐慌，他正忙着帮堂兄把达仁堂的现金换成犀角等细料，所以他很少过问同仁堂的事情。

解放前夕，物价一日数变，钱毛得如同一张废纸。达仁堂为职工考虑，千方百计买来不少粮食，给职工发工资，不发纸币发粮食，深受职工欢迎。北京同仁堂由于多年营业不景气，没有钱买那么多粮食，加之主事人又刻薄一些，同仁堂职工怨气很大。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但是北京同仁堂却不太平。解放之初，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劳资谈判几次不欢而散，职工不愿意再与主事人对话，指名要乐松生去北京，与他们谈判。

乐松生为人随和，喜欢交朋友，乐于帮助人。乐松生跟他父亲乐达义一样，在北京同仁堂有极好的人缘。

尽管乐松生不想到北京去，但是解放了，资方决定企业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乐松生不得不赶到北京，与职工代表会面。乐松生与职工对话，发现职工没有非分要求，于是做好同仁堂主事人和家族长辈工作，原则上同意了劳方提出的条件。职工代表见乐松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便一致拥护乐松生到北京任同仁堂经理。乐松生颇受职工拥护，考虑到乐松生不是外人，毕竟是自家子弟，家族长辈们也就同意了职工的要求。就这样，乐松生以天津达仁堂副经理的身份，兼任北京同仁堂经理。

解放后，乐松生参加民主建国会，参加赴朝鲜慰问团，参加西南工作团，受到很大教育，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他带头认购公债，带头捐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带头申请公私合营，成为全国私营工商业者一面旗帜。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向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乐松生后来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同仁堂也在解放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现代中药企业。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在北京同仁堂危急存亡之秋，扶大厦于将倾的天津药商——乐佑申与乐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