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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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累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从而使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证分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后，笔者得出基本结论，并对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求为政府及企业更好的适应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提供必要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2

一、研究现状与设计

（一）研究现状

文献上对于人民币升值带给贸易量的影响，看法至今莫衷一是。认为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上的负面影响，其研究学者诸如：Hooper and Kohlhagen、Thursby、Pozo等人。其中在Hooper and Kohlhagen的研究中，给出了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国际贸易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而另外的学者则是提供了实证上的研究结果。相较于负面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国际贸易没有影响，或者有正面影响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诸如：De Grauwe、Kroner and Lastrapes、McKenzie and Brooks等人。他们也分别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量的多寡存在有正向或是不显著的相关性。因而McKenzie于1999年曾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汇整了文献上对于此议题的观点与研究方法。

（二）研究设计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作出了以下的延伸：首先，本文采用ARIMA-GARCH模型；其次，进出口模型均加入了新的解释变量，也即所得波动做为影响贸易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Baum、Caglayan以及Ozkan于2004年的研究，首次发现了所得波动对于出口量的显著影响。为避免忽略重要的解释变量将造成系数的偏差，本文加入了所得波动做为新的解释变量。本文以我国与五大贸易伙伴，即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东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币升值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出口模型的资料选取期间主要为2002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月资料，但欧盟与东盟因局限于于工业生产指数的数据取得年限不足，故分别从2004年以及2005年起。进口模型的资料选取期间均自2003年1月起至2012年12月止。主要模型变量包含：中国与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东盟进出口贸易量；东盟、欧盟、日本、韩国、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东盟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名目汇率，消费者物价指数。

二、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以与中国贸易相关性密切的五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欧盟、东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与五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量影响情形。研究期间则视可取得的资料期限不同而略有差异。本文采用GARCH模型，并通过共整合检定、误差修正模型探讨变量间长短期的相关性。实证结果的相关性可归纳如下：

（一）出口

第一，出口变量的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在短期下普遍均有负向相关性，并且影响的效果会随着落后期数的增加而递减。第二，所得变量的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在短期下普遍有正向相关性。并且在美国的模型中，该项的系数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第三，实质汇率的落后项对于当期的出口，在短期下的影响大多为负，除了在韩国为正。第四，人民币升值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的短期影响，效果并不一定。不仅不同国家可能出现不同效果，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落后期，人民币升值系数的正负值也可能反转，譬如东盟在落后1期的时候系数显著为正，在落后4、5、7期的时候却显著为负，而在部分国家，譬如日本与欧盟，短期下则是几乎无显著影响。比较人民币升值落后项在不同国家的短期效果，发现在中国的效果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美国则次之。第五，所得波动落后项对于当期出口的短期影响，效果并不一致。在美国，系数显著为正；在东盟，系数显著为负；在日本、韩国、欧盟，则几乎无显著影响。若比较不同国家所得波动落后项对当期出口的效果，可发现美国的系数值明显大于其他国家，显示该解释变量对于美国的影响相对大于其他国家。第六，在美国、日本、韩国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其误差修正项均为负值且大显著异于零。此数值首先表示，经济体系长期将会收敛到稳定均衡状态，其次隐含了误差修正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为合理变量。另外，该数的绝对值对大，代表短期离开均衡之后，往长期均衡的收敛速度越快。因此根据研究结果显示，收敛速度最快的应为美国，韩国次之。第七，比较长期下的人民币升值效果与所得波动效果，可观察到影响方向并不一定。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于美国、欧盟、东盟的企业有正向影响，对于出口于韩国的企业有负向影响，对于出口于日本的企业则是无显著影响。所得波动对于我国出口于日本、韩国、东盟的企业则有正向影响，对于出口于美国的企业则有负向影响。对于出口于东盟的企业则无显著影响。于是不可否认的，所得波动在研究中对于输往大多数国家的出口量均有不可抹灭的效果，倘若忽视了该变量的重要性，将可能造成其他系数的偏误。

（二）进口

第一，进口变量的落后项对于当期进口，在短期下普遍均有负向相关性，并且影响的效果会随著落后期数的增加而递减。第二，所得变量的落后项对于当期进口的短期影响并不一致。对于日本的进口需求，呈现显著负向相关性，对于欧盟的进口需求则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对于美国、韩国与东盟的进口需求，则无显著影响。第三，实质汇率的落后项对于当期进口的影响情形，仍然不一定。针对韩国，系数显著为正；针对欧盟与东盟，系数则为负；针对美国与日本，系数则不显著。此外，观察各国系数的绝对值，中国落后期的实质汇率落后项，其数值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第四，人民币升值落后项对于进口的短期影响也是无一定方向。对于与韩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日本，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美国、欧盟与东盟则无显著影响。第五，所得波动落后项对东盟的进口需求，短期上大多无显著影响，除了对于来自美国的进口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六，比较长期下，人民币升值与所得波动对于进口贸易的影响可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于韩国进口的系数为正，对于东盟的进口系数为负；对于其他国家长期下则无显著影响。所得波动对于美国、韩国、欧盟的进口系数为正，对于日本与东盟的进口系数为负。虽然所得波动对于进口量的影响方向不一定，但却均有显著影响，可见所得波动对于进口量是重要解释变量之一。

三、研究讨论

（一）政府应对策略

一是在原则理念层面，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全盘考虑，多管齐下。原则上，应该让汇率调整体系全面健康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确定政府干预程度。在干预的实际上，政府机构也应进行慎重选择，在资金较大、回收期长、风险度高的市场环境下应考虑进行干预。二是在短期做法上，当汇率体系尚未健全之时，若政府继续为汇率的走向加以严格的行政管制，则应定期检查当前汇率波动的各种效果，并建立专门的信息平台，提供汇率波动效果及因素的相关信息。三是在长期做法上，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做如下考虑：促使健全的汇率运行体系功能逐步取代政府强制管制措施；汇率政策应尽量由国家相关部门通过国际市场状况来执行；银行机构应该转型，以提升竞争力。四是在体系完善上，政府部门也应加强金融法制的建设与汇率监管，严厉杜绝违规经营对汇率秩序的影响。对于人民币壁纸稳定性的国内影响因素来看，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较低，特别是信托投资公司普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因此继续提高该类公司资质。

（二）企业应对策略

一是企业应对国家人民币的汇改问题进行高度的关注，并持续进行信息的跟踪。事实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及经济调控的重要美容，向来是国内外相关企业关注的重点，而这种汇改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二是对自身出口的产品进行创新，对于涉及到产品的一系列成本与费用进行有效的控制。事实上，人民币的币值提高所影响的不仅仅是金融市场，而且对于产品所在市场的价格及市场格局进行调整。第三，扩大对外贸易市场，从而分散由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巨大出口风险。我国的外贸企业有必要从过去的聚焦于发达国家市场向多元化市场演变，尤其是加大对于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国家与地区的关注，从而分散市场风险。第四，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人民币升值的风险与客户进行分摊。分摊风险需要外贸企业与客户达成统一的协议，并通过谈判等手段，迫使供应商降低原材料的供给价格，或者通过分期付款及延后付款等手段对人民币升值的风险进行控制，最终减轻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充分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对于汇率的波动进行控制。就出口售汇方面而言，相关外贸企业应尽量采取缩短结汇时间的方式来降低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而就进口付汇方面而言，外贸企业可运用的工具则为远期信用凭证，从而尽量争取到货款的延期交付，甚至通过增加负债的形式来规避外汇资产的贬值所带来的不良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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