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曾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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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之父，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首，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他首先提出中国式管理，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中国传统哲学，先后在央视讲胡雪岩的经商之道，讲《易经》的管理之道。
曾仕强的学说让很多人倾倒，但是他的生平却很少有人知道。四月下旬，在北京世纪金源饭店，曾仕强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回来教书不动摇
曾先生早就在经商道路上打了退堂鼓。
当年，24岁的曾先生大胆试水商业。
师范大学毕业生，当老师才是正道。曾仕强毕业后，先教了一年书，又当了一年兵。走出军营，曾老师可没想再回到学校，“因为当老师赚不到钱啊”。他要做生意，跟父亲说的时候，也是这条理由。父亲有些不高兴，但他是一个开通的人，儿子想做的事情，他都会竭力帮助，他把儿子介绍到自己一个好朋友的企业里。
“我后来知道，他当时就料到我做不长。”其实在这里只做了不到一年，但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合规矩，他简直无法适应。
因为老板是父亲的好朋友，曾仕强可以随便换自己的工作岗位，可以甩开膀子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刚进去时做染料销售，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有人买3包染料，要求开5包的发票；有人干脆只买货，不能开发票，开发票就不在这里买了；还有人只买发票，不买货……这都哪跟哪啊。年轻的曾仕强哪接受得了这个，他跑去找老板调换工作。
管仓库要单纯一点，不用跟客户有那么多的接触。但管仓库的工作更头疼，因为仓库存货和账面上永远对不上，要应付海关的检查。11点50，海关的三轮车刹车声音一响，就知道来查仓库了。接下来就是老板陪他们吃饭，仓库里赶快搬货，要和账面保持一致。这样的商业行为和曾仕强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又学习英文打字，去跑银行结报外汇，自己打出报单，到银行去排队换美金。每个礼拜五都要到银行结账，如果当天结算不了，拖到下个礼拜，那损失就大了，因为汇率在变。好不容易轮到自己，结果银行的小姐拿到报单，看了一眼，二话不说，卷起报单就丢了出来。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曾仕强仍然记忆深刻。报单上有一个错字都是不行的。他又满头大汗地跑回公司，从头再打。
银行的人太难打交道了，曾仕强决定去和工人们处处，总比银行的人要好相处。他去做报关，但到了基隆港口，发现根本不是那样的。工人们在装卸货物的时候非常不小心，经常把货物包装钩破，货物损坏了，你都敢怒不敢言。
一连串的不如意过后，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我要回来教书。”
个性不适合做生意，这样下去，“我整个人都会扭曲掉”。曾仕强决心从此不再涉足生意场，后来有多少人想挖他去当总经理、董事长，都没有动摇。
那怎样的个性才适合做生意，曾仕强总结了三点。
一是眼光要准，眼光不准就白忙活了，一种货品有没有销路，价钱合不合适，完全靠眼光；二是脚步要稳，稳扎稳打；三是心要够狠。就是这最后一条，曾仕强办不到，直到今天这一点都没有改变。最后他选择了放弃，“我狠不下心来。我试一下就知道到最后将一事无成。”
捡来的校长
从生意场回来后，到一所中学当主任，专心教书，从中学一直教到大学研究生。
当时，能去那所学校当主任，也是靠父亲的关系。正因为校长是父亲的朋友，曾仕强26岁就做了主任。“做父母的只要替子女铺一条路，就不要管他去做什么，这就够了。”
父亲和校长的这重关系并不能保证什么，曾仕强的表现不错，但一件事让他无可奈何。
每天中午，有一个老师都带着饭盒到办公室跟曾仕强一起吃饭。这位老师吃饭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骂校长。这件事情本来和曾仕强没有关系，可谁知道，到了晚上，那位老师找到校长，把他白天骂校长的话，全安在了曾仕强的头上。
校长终于忍无可忍，找到了曾仕强的父亲：“仕强简直不像话，我们是好朋友，我又对他那么好，年纪轻轻让他当主任，结果他天天骂我。”知子莫若父，当父亲的当然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问校长：“他为什么骂你？”校长的解释是：“他想把掉，他来当校长。”父亲知道曾仕强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既然双方已经有了误会，再坚持下去也不好。在父亲的建议下，曾仕强离开了那所学校。
接下来，曾仕强又到一所高中应聘主任，其中发生的事情比前面更奇特。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报到的时候，和同事们的感觉也都不错。问题出在快开学的时候，校长找到曾仕强，非常生气地说：“你妹妹考高中，居然选择私立学校，而没有选择我们公立学校。”校长认为这是对自己学校教学质量的侮辱。虽然曾仕强一再解释，妹妹的选择和自己无关，并没有自己的授意。但校长态度强硬：“那我不管，除非你妹妹到我们这里来读书，不然你这主任就不要干了。”
这样的交换条件真让人哭笑不得。妹妹报的那所私立高中是自己的母校，而且是当地办学最好的学校。“你能为了你自己的工作，牺牲你妹妹的选择吗？”父亲说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工作可就没着落了。父亲接着说：“你没发现中国的桌子是圆的吗？就是随时回来吃饭嘛，挤一挤，多一双筷子而已。”
“我不干了。”跟校长说完这句话，意味着这次他还没开始工作就失业了，因为这时候各学校都已经开学，老师已经聘定。
这时候，曾夫人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换作别的家庭，老婆估计就会破口大骂了：“一个大男人不去工作，像什么话。”曾夫人说：“吃完饭就散散步，下下棋，别的你就别管了。”曾先生感谢这种配合度，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和周围人的挤兑有莫大的关系。
峰回路转。有一天，又有父亲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仕强啊，你做人不可以这样啊。你答应人家当校长，快开学了，你又不去了，那人家就没法招生了。做人怎么能这样呢？”“没有这回事啊。”“真的没有这回事？”“确定没有。”
他说：“那你就来当校长好了。”
结果固然不错，但当了校长，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他想干掉我，自己当校长”，对父亲的那位校长朋友，曾仕强真是一辈子都交代不清了。
父亲的这个朋友姓郭，是一所私立学校的督学。在学校的董事会上，他听说：学校请了一位曾校长，没想到房子也盖好了，立案也申请了，曾校长突然间不来了，把学校搞得措手不及。郭督学一下就想到曾仕强，他跟他们夸下海口：“我跟曾仕强熟得不得了，我叫他来他就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这样，28岁的曾仕强当上了校长。现在想想，“太年轻了，根本不会当校长。我要求学生理平头，我当校长以身作则，也理平头。看到不对，我就揍，学生长得比我高，我跳起来就揍。”
曾家传家宝
曾仕强是曾子的后代，“一日三省吾身”是曾家传家宝。
小的时候在家里，每天晚上一到7点半，父亲就用茶杯盖敲三下，全家人听到后都要开始反省，甚至包括曾仕强的母亲。“我今天做错什么事情，如果有就赶快去自首，要不然今天晚上没完的。”父亲不用说话，大家就都去“自首”。“你每天有什么事情去跟他讲讲，他告诉你哪里不对，该怎么做，逐渐养成很好的习惯。”靠这一条，父亲就做到了“齐家”。
曾先生说，自己家很重视家风，打小父母只教一句话：“你在外面怎么混都无所谓，但你别丢爸爸妈妈的脸。”就这一句话，影响了他一辈子。
还能当教授
考大学的时候，曾仕强被化工系录取，化工当时是最热门的院系，但曾仕强无法就读，因为他闻不得汽油味，最后只得去读师范大学；读大学期间，曾士强不能去图书馆，进去就感冒，因为他对日光灯很敏感，而图书馆都装有日光灯；坐公共汽车比谁都客气，只能站在那里撑着，一坐就头昏。正是老天不断地开着他的玩笑，好不容易考进化工系，却不能读，图书馆装那么好的日光灯，却不能进，最后硬生生地把一个工科苗子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是老天保佑吗？当然不是，成功道路上的曲折，大概只有他本人知道。年轻的时候，曾仕强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当教授，但是他那时候却会想尽办法去接触教授。当年，只要有大学教授到他们学校讲课，他就找到校长，自告奋勇去接教授。给教授提背包，做琐碎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能干嘛，但至少跟教授在一起，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的名满天下，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毋庸置疑。
小孩子欠揍
古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后，这种观点就日渐受到冷落。没想到，曾先生的观点是：“现在小孩子有一个毛病就是欠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根本就不开通，脑袋就糊里糊涂的，欧美的影响全是错误的。”
在曾先生看来，体罚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施暴，那绝对不可以，而适当的体罚绝对是教育的良方，会打醒他。打醒他以后，他会一下改过来的，他会对你很感激。当然你不可以打伤他。曾仕强从《易经》里面就看出来，教育有两种，一种是爱心，一种是击蒙。当头棒喝敲醒他，用爱心感化他，这两种要并用，不能只用一种。
怎么打？曾先生有自己的方法。小孩第一次做错事，问他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他说有，就说那你下次还会不会再犯，他说不会了，就说那我不打你，如果打你，那我就是在发混账气。虽然没打，也要把情况告诉他，他是会听的。他还是会犯的，但是第二次犯错，就要问他第几次了，他说第二次，那就打吧，他要求不打，可以，但是要有条件，就是要他讲30遍“我下次不会了”。结果又犯错了，第三次，讲30遍都不管用，这次怎么交代呢？非打不可了。打哪里，你选择，左边还是右边，选好了，拿什么打你继续选，选一个比较痛的。
“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够折磨了，我问他要不要打，他说其实打跟不打一样，我已经痛了半天了，我说如果你还不感觉痛，我就非打不可，既然你觉得痛了，我就不打了。我们如果能把整个过程做好，绝对是不用打的。说打就是不打，说不打就是打。而且经过这次，他不会再犯错了。”
英国更可爱
以前曾仕强出去演讲，条幅上都写着“欢迎曾仕强博士”，都以为他是老资格的博士了，其实他拿到博士学位是在2000年。早年大学毕业，因为要帮助弟弟妹妹完成学业，他没有选择留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成就了今天的曾仕强，如果当年出国留学，他也会像今天的海归一样，满脑子都是国外怎么好。谈到这一点，曾先生很得意自己没有走进西方管理圈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在国内搞得很清楚了，我当了教授才去留学。”
在大学的时候，曾仕强就接受过美国式管理的教育，而且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师直接过来教的。那可不是什么好的记忆，由于自己英文不好，老师的口音又很重，再加上课堂使用的录影带过于沉闷，根本没有丝毫乐趣。
“我们跟老外无法交流，不是我们不会讲，而是我们听不懂。我有很多东西是我亲身体验出来的。我们学了半天英文，根本听不懂。后来更有趣，我到美国，听不懂美国人说话，后来听懂了，我就觉得美国人不值得我学。我就到英国去学。”
“我读博士起码要五年，我就把欧洲分成5块，每年玩一块，今年到中欧，明年到北欧，我5年整个把欧洲玩完了。”
对于美国的管理学，“我用一个字就可以形容，呆，呆得不得了。美国是全世界最呆的了。把人当成机械一样看待，我很难接受他们的东西。尤其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看我们的老师，真觉得可笑。有一个教授，一辈子只离开他那个大学城两次，一次是他毕业旅行，第二次是在大学，又出去过一次，始终就在那个小城里面。”
曾仕强到过美国14个州，每个地方都一样，一个模式出来的，麦当劳就是麦当劳，每个都一样。年轻人一心要把学位赶快拿到，曾仕强不在乎他给不给，“老师怎么讲是他的事，我怎么想是我的事嘛。对我来讲，留学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主要是看现况，了解他们实际的状况。”
曾仕强到英国是学管理哲学的，到英国读博士的第一天，就去见指导教授，指导教授跟他说：“我不是你的指导教授，我是帮助你完成学位的人，我不是指导你得到学位的人。”和在美国不一样。考博士学位的时候，问他问题的人他都不认识。他还是比较喜欢英国，因为很尊重他，给他一间研究室。
英国人拿雨伞，从来不打开，他没有看过英国人撑伞的，雨很大，拐着雨伞走在街上，开始不理解，神经病啊，后来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啊，因为雨一阵子就没有了，气候干燥，一下子就干了嘛，干嘛还撑半天呢，撑雨伞只是表示一个绅士风度而已，不是真的需要雨伞。
有一次，曾仕强去买雨伞，问雨伞多少钱，店主问外面有没有下雨，他觉得很奇怪，外面有没有下雨跟你有什么关系，店主说当然有关系了，下雨卖便宜点，不下雨卖贵点，跟中国人完全相反。他问为什么，店主说下雨是你需要，我不能敲你钱，有太阳就表示你有钱嘛，那就多付点。
在英国一条路有五六个路名，这一段叫一个路名，那一段叫一个路名，所以在英国，你问一个人哪条路，他不知道，一定要查。有一次曾仕强出去找客户回来，就问路，说住哪里哪里，那人完全不知道，就查，查了半天，原来就是旁边那一条。
曾氏语录
别误解
我最欣赏孔子的只有那5个字，叫无可无不可。我怎么样都可以的，你们还骂我，我够宽松的嘛，你要这样可以，要那样也可以，要怎么样都可以，你还不高兴。我们在文字上解释得太糟糕了，冤枉，真是冤枉孔子。“学而时习之”，学了以后要去复习，要去温习你就会很快乐。哪有这种事情，学就已经很烦了，还温习，还复习更烦，你让小孩子把一个字写100遍，他不愿意写。那个习是习惯，你学了以后要去做，变成一种习惯，你就很轻松愉快，老师都解释错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也错了，早上听到道理，晚上死了也可以，那谁敢听懂道理啊。“朝闻道”就是有朝一日，不是早晨，有朝一日你听到道理，你才发现你过去的都是错误的，如同昨日已死，把它都忘记了，从此好好做人，这才是他的意思，多精彩的东西。
不辩解
日本人把中国的帽子戴在头上，把美国的西装穿在身上，他就闯出一个现代化的日本来。我就想一顶帽子戴在身上都那么神气，咱们中国人全身都是，不是更神气吗？我就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式管理。我是知道了所有的以后，我才觉得还是我们这条最长远，最深沉，而且最人性。
我所做的就是把大家都看不上的，“落伍的“，整理出来，让它有现代意义。我是经过实践的考验得来的，而且是经过各行各业的考验的，士农工商，包括军，军队里好多人都听我的课。
我第一个提出中国式管理，那时候多少人笑我，骂我，好歹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还讲这玩意，我都无所谓。我从不说服人，他自己碰撞碰撞，搞得满头包的时候，他就会走回头路。
不计较
我已经不太问结果会怎么样了，我认为人最快乐的就是不论结果，中国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最愉快的一个过程，老在计较会怎么样，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孔子讲，尽人事，听天命，这是人生最好的境界。
我不会因为掌声就睡不着觉，也不会因为没有掌声就很烦恼。我现在不沉迷于任何掌声，你骂我，说我好，我都不过笑嘻嘻的。孔子讲六十而耳顺，耳顺不是疲，而是都听得进去，疲是很糟糕的。
大将军就那么几个，拼死拼活去当大将军，那不是太辛苦了吗？当个小卒也无所谓，只要过程愉快就好。
不着急
39岁时我已经升到正教授了，这很难得，但是身体快要报销了，办公室在二楼，都要抓着楼梯爬上去，同事送我去做体格检查，有五种病，只好休息半年。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绝对是对的，你见人不说人话他听得懂吗？你见鬼不说鬼话他听得懂吗？看这个人讲三分话，见那个人讲五分话，见那个人一句话都不讲，这都是对的。从此病也没有啦，人也愉快了，想事情也通顺了，我从39岁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问题。
不占卜
《易经》很好玩，任何东西都和《易经》脱离不了关系，是群经之始，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那开始的。中国人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易经》开始。我后半辈子，深得《易经》的好处，我感觉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每年初一会占国家大事，我不会占小事情，而且我占得都很正确，两岸关系了，会不会当选了，这个我会占。平常的根本不用占，推算就知道了，到最后你很容易推算出来的，结果八九不离十。
不危机
每7个世纪便会有一次兴衰，从汉朝到唐朝用了700年，由唐朝至今也正好相隔7个世纪。风水轮流转，我们已经倒霉了600多年了，这一回该我们起来了。
金融危机缩短中美的差距10年。现在美国靠我们在撑他，因为我们美金太多嘛。美金是靠大家在撑，不是因为他有那么强啊，当美国房地产开始起来的时候，美金就会跌。美国有个两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说，要解救美国只有一条路，把美国变成中国。
不极端
制度的变化是为了因应当时的条件，并不是最好的。我们中国有5千年历史，我们几乎什么都试过，全世界要跟中国谈制度，没有一个搞得过中国。我们从周公开始就重视制度，中国是全人类头一个懂得用制度，建立制度，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是一个制度完备的民族，但制度发展到最后就是置他人于死地，度自己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