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易林》之《诗》学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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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焦赣所著《焦氏易林》涉及《诗经》之处甚多，其中包含丰富的汉代《诗》学信息。其《诗》学不仅仅局限于汉代四家《诗》中任意一家，而是四家《诗》兼采并收，且与楚竹书《孔子诗论》有一定关系，兼有作者个人独到见解。将其中的《诗》学看作《齐诗》或《韩诗》都是不正确的。探究《焦氏易林》之《诗》学对于研究汉代《诗》学及《焦氏易林》文本本身的创作手法和特征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焦氏易林》；四家《诗》；孔子诗论
中图分类号：I20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07-06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XJC751003）
作者简介：刘银昌，男，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西汉焦赣所著《焦氏易林》一书虽为衍《易》之作，但其大量化用、引用《诗经》，且将《诗经》的比兴手法和《易经》的象学思维有机地融通起来，文辞古雅可观，被钱钟书先生看作“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蠖”。在其与《诗》《易》关系方面，闻一多先生曾经说：“《易林》用《诗》多于《易》，盖事虽《易》，其辞则《诗》也。”据初步统计，《焦氏易林》直接、间接涉及《诗经》的有500多首林辞，所涉之《诗》有130多首。对于《诗经》中的作品，《易林》有用其诗意者，有直接引用诗句者，有间接引用诗句进行加工改编者，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当然和作者的崇经意识有关。但从其涉及《诗经》之内容，尤可考见其中所包含的汉代《诗》学信息。《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之间的关系，学者已有关注，如李昊《（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一文认为，“焦氏《诗》学至少是以齐诗说为主导，兼采各家之长，时有独创之见”；张玖青则认为，“《易林》说《诗》与《毛诗序》有同有异，《毛诗》之外，《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本文认为，《易林》中的《诗》说，涉及汉代四家《诗》，并与上博楚简《孔子诗论》有关，兹论述如下。
一、《焦氏易林》与四家《诗》
焦赣生活的时代，正是今文三家诗盛行之际，因此《易林》涉及三家诗似乎是难免的。然而由于三家《诗》的亡佚，我们在作《易林》引《诗》和三家《诗》比较时，难度很大。从清代以来，学者从焦赣学术渊源考察，认为其学有着浓郁的齐学色彩，于是将《易林》涉《诗》之处一律看作齐诗，像清代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曾从《易林》考察出《齐诗》，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中的《齐诗》来源基本上都出自《易林》，此外还有魏源的《诗古微》。尚秉和先生也认为“焦氏所说，皆齐诗”。今人陈子展的《诗经直解》《诗三百解题》和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均引用《易林》以和《诗经》比较。《易林》中涉《诗》之处是否均为《齐诗》呢？在焦赣生活之际尚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学《毛诗》果然就和《易林》没有关系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学者认为《焦氏易林》为《齐诗》，其主要理由即如陈乔枞在《齐诗遗说考自序》中所说：
《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孟喜从田王孙问《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喜即东海孟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者，是亦齐学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齐诗》说，岂仅“甲戊己庚，达性任情”之语与翼氏《齐诗》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错，败乱绪业”之辞与《诗泛历枢》言“午亥之际为革命”合已哉？
尚秉和先生所据亦大致如此。这样推论的依据便是所谓汉人学术授受之际的师法问题。赞同师法的清代学者认为，汉人讲学，有一定之法，受业弟子不得擅自更改老师的传授，包括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说法。可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汉书・儒林传》，就会发现擅改师法者大有人在，所以师法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铁律。徐复观先生就认为汉儒中很多人并不讲师法这一套，“清乾嘉学派对师法意义的夸张，只是在学术进途中自设陷阱，没有历史上的根据”。如此说来，认为《易林》说《诗》为《齐诗》，乃推测之辞，无必然之据。因此针对陈乔枞的做法，徐复观先生说：“陈乔枞《齐诗遗说考》特划定《礼记》、戴《记》《汉书》、荀悦《汉纪》《春秋繁露》《易林》《盐铁论》《申鉴》诸书中的有关《诗》的材料，作为齐《诗》的范围，采辑成《齐诗遗说》，可谓荒谬绝伦。”然此话稍显偏激，因齐派《诗》学当时有一定影响，且焦赣确也与齐学有些渊源，以焦赣之刻苦治学，吸收《齐诗》的某些因素也是有可能的。但不可一概视之为《齐诗》，亦不可完全抹煞它与《齐诗》的联系。
在三家《诗》中，《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三国魏，《韩诗》亡于宋，今仅存《韩诗外传》一书。通过《韩诗外传》，我们可以比较《易林》涉《诗》与《韩诗》之间的关系。尚秉和先生在《焦氏易诂》卷9中有一条结论曰“由《易林》推焦氏习《韩诗》”：
《易林・噬嗑之渐》云：“鸽鹅鸱鹗，治成遏灾。周公勤劳，绥德安家。”《毛传》：“鸱鹗，鹩夹鸟也。”陆机云：“似黄雀而小，幽州人谓之鹊鹅。”则非恶鸟也。《韩诗》：“鹊鸩所以爱其子者，适以害之”，说周公《鸱鹗》诗意也。依《韩诗》意，则以“鹗”为“枭”，《说文》所谓“不孝鸟”、陆机所谓“其子长大，还食其母”也，故日“爱子适以害之”。按《诗・大雅・瞻印》云：“有枭有鸱。”《毛传》：“枭鸱，恶声鸟。”《鲁颂》“翩彼飞鹗”，《毛传》亦训为恶声鸟，是“鹗”即“枭”。然《毛传》不训《鸱鹗》诗之“鹗”为“枭”者，以周公不宜以枭喻所亲也，《韩》则不然。《易林》云：“治成遇灾”，正母被子害之意，故知焦习《韩诗》。
另外，在《焦氏易林》中，还有几首仿佛《韩诗》，如《萃》之《渐》：
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
据李善注《文选》郭璞《江赋》“感交甫之丧佩”时引《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日：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采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可知“橘柚请佩”与此相关。《焦氏易林・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亦本此。又如《无妄》之《剥》及《大壮》之《》：
《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
昏礼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争我讼。
此两首认为《行露》是说男女双方因婚礼而发生的争讼，亦与汉代《韩诗》说合。《韩诗外传》卷1日：“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
由于三家《诗》的亡佚，我们只能将《易林》所涉之《诗》与《毛诗》相比较，经过比较，会发现有与《毛诗》相类似者。《毛诗》传人毛亨在西汉初年就开始授徒讲学，只不过当时其学在民间流传。焦赣易学中尚有民间隐士的传授，则其习《诗》不限于官学亦情理中事。且一些学者考证《毛诗》源于荀子，而焦赣对于先秦诸子又无不涉猎，在《易林》中有许多化用《荀子》典故和语句者，则荀子说《诗》，亦当为焦赣所熟知，故其接受《毛诗》影响亦有可能。杨慎也说《易林》“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我们可以随意举几首与《毛诗》诗旨相近似者：
（1）《小雅・无将大车》。《毛序》曰：“无将大车，大夫悔将小人也。”《焦氏易林・井之大有》云：
大舆多尘，小人伤贤。皇甫司徒，使君失家。
二者均认识是后悔推荐小人的诗。
（2）《邶风・柏舟》。《毛序》曰：‘‘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焦氏易林・屯之乾》云：
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
二者均认为写仁人不遇时。
但是，《易林》中对于《诗》旨的阐发更多的是和《毛诗》不同，这使得《易林》涉《诗》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三家《诗》既不可考，而《毛诗》又是一家之言，《易林》涉《诗》亦当是百家兼采。在《易林》对《诗经》的阐发之中，有一些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于《诗经》作品的本旨，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性理解了。如：
（1）对《周南・卷耳》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玄黄虺隋，行者劳疲。役夫憔悴，逾时不归。（《乾》之《革》）
玄黄虺隋，行者劳疲。役夫憔悴，处子畏哀。（《贲》之《小过》）
顷筐卷耳，忧不得伤。心思故人，悲慕失母。（《鼎》之《乾》）
《毛序》以为《卷耳》乃写“后妃之德”，而《易林》则将之解释为男子行役，怨妇思夫，较为合理。
（2）对《卫风・伯兮》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伯去我东，发扰如蓬。寤寐长叹，展转空床。内怀怅恨，摧我肝肠。（《始》之《遁》）
《毛序》以为《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焉”。《易林》则以为乃妻子思念从军丈夫之诗，与当代学者认识一致。尤可嘉者，《易林》在准确把握诗旨的基础上，将这一文学性的主题进行了极尽文学性的再创作。此类情况，在《易林》中亦为常见。
（3）对《邶风・北风》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北风》相牵，提笑语言。伯歌叔舞，燕乐以喜。（《噬嗑》之《乾》）
《北风》牵手，相从笑语。伯歌季舞，燕乐以喜。（《否》之《损》）
《毛序》认为《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现代学者亦有认同《毛诗》者，然从原诗看，其言“惠而好我”，其言“同行”、“同归”、“同车”，显系男女嬉戏交游之作。张衡《西京赋》亦云：“慕贾氏之如阜，乐《北风》之同车。”闻一多先生亦认为此诗为情诗。《易林》阐释亦作情诗，伯、季或伯、叔当指嬉戏的男女。
（4）对《周南・桃夭》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且多，在师中吉，男为邦君。（《师》之《坤》）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为邦君。（《解》之《归妹》）
春桃萌生，万物华荣。邦君所居，国乐无忧。（《复》之《解》）
《毛序》认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矣”。现代学者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则认为是一首祝婚歌，《易林》所释殆同。
分析《易林》与汉代四家《诗》的关系，会发现《易林》关于《诗经》的说法并非专取一家，而且也不仅仅局限于四家《诗》，有些对于《诗经》的解读，应为焦氏独创。
二、《焦氏易林》与竹书《孔子诗论》
在焦赣之前或他生活的同期，汉代社会关于《诗经》的传授当不止我们所熟知的四家，比如阜阳汉简中的《诗经》，另外还有上博简《孔子诗论》。在《焦氏易林》中，尚有和上博简《孔子诗论》一致或相似者，而上博简《孔子诗论》经专家考证为战国楚简。下面列举《易林》与《孔子诗论》一致或相似者数首以证焦氏《诗》学来源之广博。
第八简：《雨亡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
《易林・乾之临》：《南山》昊天，刺政闵身。疾悲无辜，背憎为仇。
《雨无正》和《节南山》是《诗经・小雅》中的两首诗，《孔子诗论》与《焦氏易林》均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易林》所说的“昊天”即《雨无正》中的“浩浩吴天”。这两首诗《毛序》均以为“刺幽王”：“《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相比较而言，《孔子诗论》《毛诗》和《焦氏易林》均认为二诗和政治有关，其中《毛诗》论《雨无正》较符合诗旨，而论《节南山》则有些牵强。《孔子诗论》和《焦氏易林》有相似之处，《诗论》所谓的“耻”，也就是《易林》所说的“疾悲无辜，背憎为仇”，二者皆揭示出诗歌的感彩，《易林》又著一“闵”字，情感体验更加丰富。
第八简：《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
《易林・讼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离，无罪被辜，长舌所为。
《易林・巽之观》：谗言乱国，覆是为非。伯奇流离，恭子忧哀。
《易林・随之央》：辩变白黑，《巧言》乱国。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此二诗《毛序》亦以为“刺幽王”：“《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从《小弁》的内容看，确似父子分离之诗，然所指何人，不可考证。《诗论》和《焦氏易林》对此诗的概括相同，认为乃写小人谗言之危害。
第九简：《祈父》之责，亦有以也。
《易林・谦之归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转忧与已，伤不及母。
《毛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我们认真阅读分析原诗，会发现并无“刺”意，和宣王也没有多大关系。《孔子诗论》认为这首诗主要是士兵对祈父的责问或指责，这种指责是有原因的。而《焦氏易林》则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指责非常强烈，已经达到了一种“怨毒”的程度，指责的原因是士兵不能够奉养老母。《诗论》和《焦氏易林》的解读较为可取。
第九简：《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
《易林・乾之坎》：《黄鸟》《采绿》，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复邦国。
《易林・乾之噬嗑》：坚冰黄鸟，常哀悲号。不见白粒，但睹藜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
《小雅・黄鸟》一诗，乃是写一个异乡人在外地感到不如意的思乡之歌，《毛序》以为“刺宣王也”非诗本旨。《孔子诗论》认为是写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想返回故土，“多耻者其病之乎”是说那些多蒙耻辱的人大概会担忧诗中所描写的事情发生吧。《易林・乾之坎》把这个异乡人具体化为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说她已经出嫁了，可是在男方家不受欢迎，以至于怀念父兄，希望回家；《易林・乾之噬嗑》则直接运用原诗中的兴象黄鸟，以鸟比人，写黄鸟在外没有食物可吃，还经常受到凶猛鸷鸟的惊吓，这些都是比喻异乡人在外地的穷困潦倒并受到排斥。综观《易林》所述，和《孔子诗论》基本一致。
第十简：《燕燕》之情，曷？曰：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第十六简：《燕燕》之情，以其蜀（独）也。
《易林・萃之贲》：泣涕长诀，我心不快。远送卫野，归宁无子。
《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鸣入海，忧不在饰，差池其羽。颉颃上下，寡位独处。
《小雅・燕燕》一诗，《毛序》谓“卫庄姜送归妾也”，《毛传》曰：“庄姜无子，……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燕燕》一诗确实表达了依依别情，《孔子诗论》认为这种情感的触发是因为独自一人。《焦氏易林》似乎将《毛诗》和《孔子诗论》融会在了一起，《萃》之《贲》写诀别的伤心难受，“远送卫野，归宁无子”则与《毛诗》说法一致，《恒》之《坤》则使用了原诗中的兴象以鸟比人，而“独处”则显然与《孔子诗论》“以其独也”相一致。
第二十一简：《湛露》之益也，其犹驰与？
《易林・屯之鼎》：区脱康居，慕义入朝。
《湛露》之欢，三爵毕恩。后归野庐，与母相扶。《小雅・湛露》一诗，《毛诗》认为乃“天子燕诸侯也”。从原诗内容来看，确实与宴饮有关，然未必是天子之事。《孔子诗论》则认为“益也”，也就是恩惠或恩赐、恩泽。《毛诗》谓“天子燕诸侯也”，大概也是意在说明此诗表现天子对臣下的恩泽，不过《孔子诗论》简明扼要，并且说“其犹驰与”，意为难道还要远离、背弃而去吗？合在一起是说，《湛露》表现的是一种恩惠，难道还要不顾这种恩惠背弃而走吗？《焦氏易林》的“《湛露》之欢”，其实就是《诗论》的“《湛露》之益”，“三爵毕恩”更是和《孔子诗论》所论一致。焦赣将这样一种恩惠来比喻汉朝对区脱、康居等少数民族的恩泽，认为这种绥靖政策可以使这些少数民族不至于背叛大汉。
第二十六简：《邶・柏舟》，闷。
《焦氏易林・屯之乾》：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
《邶风・柏舟》，《毛序》认为“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焦氏易林》的看法与其相近，二者均认为写仁人不遇时。《孔子诗论》仅仅用一个“闷”字来概括诗意，认为是写一个人的郁闷之情。《焦氏易林》与之并不相悖，但《易林》将诗理解为“复隐穷居”，想必和《周易》所谓的“遁世无闷”有联系。这里明显是在反用之，也就是《孔子诗论》所说的“闷”了。
第二十七简：《北风》，不继人之怨。
《易林・晋之否》：北风寒凉，雨雪益冰。忧思不乐，哀悲伤心。
《易林・否之损》：《北风》牵手，相从笑语。伯歌仲舞，燕乐以喜。
《孔子诗论》中的《北风》即《邶风・北风》，乃是一首爱情诗，《焦氏易林》的阐释也是把它当作情诗的。周凤武先生通过比较，认为“《易林》在三家诗为齐诗，与简文相同，其说盖前有所承也”，则《诗论》与《易林》吻合。
第二十八简：《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
《易林・小过之小畜》：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墙茨之言，三世不安。
《墙有茨》一诗是写男女两人的床第之言，诗中认为这些话是不应该向外人说起的。《孔子诗论》也认为这些话是应该“慎密”不欲人知的。《焦氏易林》则认为这些床第之言不可乱说妄听，否则会破坏一个家庭的团结甚至一国的安宁，让人几辈子不安。从床第之言不可妄传乱说的角度来理解，《易林》和《诗论》有相似之处，而《毛诗》所谓“《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则寻找史事以解诗，有附会之嫌。
关于《焦氏易林》和《孔子诗论》的关系，陈桐生先生在《（孔子诗论）研究》中曾列有一小节“《孔子诗论》与《齐诗》”，将《诗论》中涉及的《诗经》篇目和《焦氏易林》所涉者进行罗列，并说：“《齐诗》对《诗经》的总体观点，诸如对诗歌性质的认识、对各类诗歌特点的看法、《齐诗》的理论思路等等，均不得而知，而《齐诗》所谓‘四始’、‘五际’‘六情’概念都是西汉中期经学谶纬化后的说法，与《孔子诗论》格格不入，没有任何可比性。因此本节的比较只能限于具体作品。”本文前已说明，将《焦氏易林》一概视为《齐诗》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焦氏易林》中，诸如所谓《齐诗》的“四始”、“五际”、“六情”以及借《诗》言阴阳灾异（《易林》中确实有很多阴阳灾异的思想，但这和汉代易学有关，且焦赣并无用阴阳灾异解说《诗经》的地方），并不可见，所以，不可以《焦氏易林》代表《齐诗》来和《孔子诗论》作比较，因为陈桐生先生自己也说，按照传统对《齐诗》的理解来看，《齐诗》和《孔子诗论》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所以，上文的比较只能是《焦氏易林》和《孔子诗论》的比较，而不是《齐诗》和《孔子诗论》的比较。通过以上对比，可知《焦氏易林》的一些说法是和《孔子诗论》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即《孔子诗论》在焦赣生活时期尚有传本，因此焦赣受其影响，接受了它的部分说法将之运用到了《易林》之中。陈桐生先生也说：“《孔子诗论》在汉代究竟有没有传本，我并不敢肯定，只是在此将问题提出来，供学者们参考讨论。”本文的粗略比较，可以为陈先生的问题提供一些肯定性的佐证。
对于《孔子诗论》说诗的特点，很多学者认为《诗论》在解读《诗经》时已经注意到了诗歌的性情即文学性，比如陈桐生先生就认为，“竹书作者吸收《性情论》崇尚真性情的思想，高扬《诗三百》中性情的价值，伸张诗歌抒写‘民性’的合理性”，“《孔子诗论》以‘民性’论《诗》，可以说抓住了诗歌创作的根本特征，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这样的深刻认识，真是难能可贵”。在《孔子诗论》中，关于文学性及诗歌情感的论述如第一简：“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这里将诗歌文学、音乐等艺术并列论述，并提到志、情、言，可知《诗论》的作者并没有忽视这些艺术的情感本质。第三简曰：“《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隐，其声善。”这是说《国风》记载、容纳的事物非常广博，可以从中观看民风民俗，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材料；它的语言含蓄隐约，它的音律非常悦耳。第三简又日：“口口口口[《小夏（雅）》，口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小矣！”这是说《小雅》的特点就是多言灾难和寄托怨愤之情，是衰世之文学，故篇幅短小了。第四简日：“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日：《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日：《小雅》是也。]”这句话是说，和下层百姓一起体会忧患与喜乐，这种用心将怎么样呢？回答说：这是《国风》的功能；百姓有了忧患，社会出现了上下不和，这种用心将怎么样呢？回答说：这说的是《小雅》。
结合学者的研究和《孔子诗论》的简文，我们可以发现《诗论》对《诗经》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焦赣之接受《孔子诗论》极有可能，则对《诗论》上述观点也一定会有所吸收扬弃。《焦氏易林》中的很多作品都富于情感性，有的情感还非常激烈，似乎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即便是《焦氏易林》引用、化用、改写《诗经》的句子，也大多是选择《诗经》中最有感彩和表现力的语言。《易林》这种对情感的重视，和《孔子诗论》所谓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是否有关，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焦氏易林》中，很多作品的风格是模仿《国风》和《小雅》的，而按照《孔子诗论》的观点，《国风》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语言含蓄而有文采，而《易林》内容之广博，涉及面之宽，整个汉代文学乃至后世的任何一部诗集都无法和其相比，又由于其占筮语言的特性，含蓄的象征、暗示比比皆是，这和《诗论》所述岂不又很巧合？而《诗论》所认为的《小雅》中的怨愤、不和之情，在《易林》中更为多见，此又可注意者也。
虽然《孔子诗论》重视诗歌与性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文学尚未自觉的时代，这种重视毕竟还是有条件的。陈桐生先生就说，“《孔子诗论》在以性情说《诗》的同时，又强调以礼节情”。这种以礼节情的诗学观，在汉代应该是一种主流意识。比如《毛诗》，便认为诗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齐诗》在说诗时，也重视诗歌的性情，如《汉书・翼奉传》载翼奉上书云：“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而在被王先谦认为《齐诗》的《诗含神雾》中又云：“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可见《齐诗》虽亦讲性情，但也要求“自持其心”，不可违背礼义。在这样一种诗学观念下，《焦氏易林》的重视情感或日性情，自然也会考虑到礼义的问题，所以在《易林》之中虽然有大量情辞急切之作，但更多的还是要升发到礼义层面，多有劝诫教诲之义。
综上可知，《易林》直接、间接引用或化用《诗经》，不仅仅局限于汉代四家《诗》中的任意一家，认为《易林》中的《诗》说为《齐诗》或《韩诗》，都是不确切的。《易林》的《诗》说，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汉代四家《诗》，和楚竹书《孔子诗论》亦有一定关系，同时还有作者自己对《诗经》的独到理解，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汉代《诗》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这种指涉《诗经》或曰与《诗经》的互文方式，既有文学创作遣辞用典方面的需要，同时还反映了焦赣对《诗经》的看法，影响了《易林》的创作倾向乃至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