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劳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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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中国劳工，前往英属殖民地南非，这一建议得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全力支持。

1903年2月，驻英公使张德彝致信中央，介绍了南非急需劳工的情况，他建议，向南非出口劳工，正是“千载不可得之的机会”。

组织劳工前往南非，对中英两国来说，似乎是个双赢的好事。

1902年，英国夺取了南非的德兰士瓦及奥兰治（Orange）两个布尔共和国，纳入英帝国。但英国人发现，这两个殖民地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作为支柱产业的金矿，急剧扩张时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劳动力严重不足。价廉物美而且温顺的华工，成为他们的首选。英国人表示，愿意为每名华工向中国政府缴纳3银元的招工费，这也被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看成是创收的机会。

此时的大清国，则刚刚经历了大动荡，尤其直隶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出现大量流民。动乱之后，《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分摊到全国各地，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横征暴敛。向南非输出劳工的建议，得到体制内改革者们的拥护，毕竟，有组织地进行劳务出口，既能解决“生齿日繁，疆土日蹙，同类相争”的人口压力、消除维稳隐患，又能创造新的财政增长点，这对执掌直隶地区、承受着巨大重建压力的袁世凯，有着更大的诱惑。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班军机大臣兼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对此相当重视，他认为劳务出口“原为贫民辟一生路，无如各国苛例繁兴，出洋工人往往受其苛虐”，如今南非急借此机会，落实对华工的保护政策，“自应照约妥订专章，以资保护。”

英国人最初计划在欧洲大陆招募劳工，但意大利、瑞士等国先后禁止英国人招工。大清政府认为这对中国的劳务出口来说，都是利好消息。为了防止英国人在中国私下招工，中央要求沿海各地严防死守，“遇有英人前往招工，应即设法暂阻”，其目的就是要迫使英国人与大清政府谈判，这样既能保证政府获得那笔招工费，也能借此加强对华工的保护，果然，被用工荒困扰的英国政府，开始与中国官方进行谈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主导的劳务出口，开始酝酿。袁世凯对此颇有期待，在中英谈判开始后，他致电中方全权代表张德彝，要他“竭力维持，勿令中止”。

袁世凯认真算过账。

“华工在南非立约承工，月得工资多则四五十元，少则十六七元，这与华工生计大有裨益。”考虑到此前华工好赌的恶习，这次可以实行“家属留支制度”：由英国方面先行拨款，在国内建立专用账号，按月直接拨付给家属，冲抵华工在南非的工资。

英国方面提出的招工费，后来在《招工章程》中得到落实。

按中国实际出口华工63811名计算，清政府收取的招工费近20 万银元（折合人民币2880万元），袁世凯认为“此项经费为数尚巨”。这笔收入的分配，袁世凯建议“以六成解交外务部库备充各项经费，以四成留存职库，作为该局开支公费之用。”这得到外务部批准，并定为全国标准。劳务输出省份上缴外务部的60%收入，后被统一转移支付给京师工巡局，用于首都的公共建设。

袁世凯还提议，所派遣的华工每人每年向中国驻南非领事馆缴纳3 元的注册执照费。如此，3年的劳务合同期间，63811名华工将总共缴纳60 万银元（折合人民币8640万元）的注册费，30%留作领事馆办公经费，30%归直隶地方政府，40%上缴外务部。

而输出华工，还可以给直隶地区间接带来200万银元（折合人民币2.88亿元）的增收，有利于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经过如此计算，舆论上一些反对之声，袁世凯也就不在乎了。如1904 年5 月《东方杂志》担忧：“……不知此举亏损国体，贻累同种，为至可叹悼也。”在庆亲王奕和袁世凯看来，正因为华工此前遭受的压迫，这次才需要政府出面订立合同，并设立领事机构，予以保护。

1904年5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中英双方签订《招工章程》。

6月30日（农历五月十七），2025名中国“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在天津港登上了洋轮“伊克巴号”，启航前往英国殖民地南非的德兰士瓦（Transvaal）。

自此之后，多达63811名华工走进非洲，其中，除了1741人从香港启程之外，其余都是来自袁世凯辖下的直隶地区，直接从天津港出发的有4137人，从秦皇岛出发的有43258人，从烟台出发的有1467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