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市场国际地位造就“三大”评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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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下称“三大”)对除美国外其他各国的国家信用评级屡次引发热议。其实“三大”的资产规模并不起眼，但却拥有匪夷所思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软实力”的?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有可能获得这种权力吗?

缺乏约束的“三大”失公允

发源于20世纪初美国铁路债券评级的现代信用评级，在垒球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被称作“金融警察”、“资本市场的看门狗”；是从国家到企业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通行证”、“引路人”；近几年因饱受争议也被嗤之为超级大国的“强权工具”。长期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垄断着垒球的国家信用评级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债务融资评级。通过操纵评级结果，“三大”可以呼风唤雨―轻则影响一国及其企业的融资成本、资产估值(如发债、IPO)，重则危及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运行稳定，掀起轩然大波。“三大”虽然开展的是垒球业务，但其国别属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摆脱从美国利益出发的立场，不可能做到彻底公正，同时也难以避免美国政府的影响和干预。

标普网站的垒球123个国家或地区评级中，BBB－级及以上共70个，其中美国、挪威、瑞典、新加坡等18个国家为AAA级，中国为A+，在BBB－级以上的区间中处于中等水平。由于中国评级较低，在所谓“债务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不高于所属国家信用评级”的“评级上限原则”国际惯例下，中国企业即使资质再好，也不可能获得高于评级的信用等级。目前，中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优质龙头企业，信用等级均较低。较低的评级推高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

反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享有最高信誉的美国，其财政赤字在危机后创出历史最高纪录，而评级不高的中国却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然而却未见“三大”对美国和中国的评级有何实质性调整。伦敦金融城的衍生品市场分析师怀恩斯特如此评论：“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倚仗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和美国的国家力量，因此其市场权力极端膨胀，美国政府借助他们在垒球推销美国标准和价值观。然而国际社会却缺乏一个机构来监督‘三大’，他们错误判断的成本被转嫁到投资者身上。”

国际话语权从何而来

事实上，各经济发达国家基本都有本土的评级机构，不少国家还大力扶持本土机构，但却始终无法拥有可与“三大”比肩的地位和话语权。诚然，“三大”确实历史悠久，但这并不构成其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条件，真正的关键在于具有国际主导地位的美国金融市场。

美国是金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并且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所以才塑造了“三大”的地位和权力。

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国债务人进入美国市场融资。1975年，SEC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NRSRO)引邦证券监管之中，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三大”是首批获得NRSRO资格的，由此确立了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

经济社会中的任何体系都需要一个权威，往往实力最强的个体会占据权威地位。换言之，“三大”成为权威并不是非它们莫属，而是没有比它们更合适的选择。所以，评级的国际话语权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是“毛”与“皮”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了金融市场的国际主导地位，才会有评级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离开前者谈后者，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要赢得评级的国际话语权必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首先，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其次，是大力培育本土评级机构。

虽然在短期内，我们难以挑战“三大”的地位，但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利用各种机会推动“三大”主导的信用评级格局的改变。我们应该借本次金融危机后垒球对“三大”广泛质疑的机会，推动另设一个权威机构开展中立性评级。可以考虑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国际组织成立一家评级机构进行评级，那么“三大”在评级问题上的权威性就自然被逐步削弱。

如何发展中国评级业

目前，中国评级行业发展水平低，而且社会对评级的内在价值也并未形成合理、公允的认知，所以，现行的“市场化定价”并不利于行业发展。因为评级机构没有合理的定价能力，市场也没有科学定价机制生存的土壤。多年来，中国评级机构人员流动性极高、人才流失严重；收入低、价值得不到认可和体现是重要原因之一。为解决这个司题，可以考虑先由监管机构定期研究、制定指导价格底线，待条件成熟后再推行市场化定价。

除了价格政策扶持以外，还需要配合其他激励约束手段。比如，可以考虑在当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由监管机构设立一家评级机构，通过这家机构来树立行业的标准和基准，从而引导、推动、迫使行业整体水平提升。

要发展好中国评级行业还必须解决另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近年来，有观点认为，国外评级机构控制中国信用评级业，将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信息安全，进而危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谨慎，要阻止外资介入中国评级行业。这种“绝对民族主义”的观点并不十分可取。

首先，关于国家经济金融信息安垒的观点有商榷的余地。从目前中国经济金融的信息流来看，仅仅阻遏合资评级机构在国内开展业务，并不能阻止这些信息的外流。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链条，不仅仅是信用评级机构，还包括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等。国内外经济金融数据提供商，如路透、彭博和万得等，也早已获得了较为全面的行业、企业经济和技术等信息。国内大型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企业的经营管理、业务状况、财务数据以及附带的行业信息均属信息披露范围，这些信息已经成为透明信息。

共次，依靠自身成长的中国评级机构很难实现跨越式成长。合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快技术进步、实现工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有效经验，所以本土评级机构通过合资来交换技术支持是合理的。

中国评级机构获得国际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要的是要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合理地统筹安排和发展，实现目标并非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