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探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探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摘要：汪晖主编期间的《读书》风格大变，由人文学科拓展到社会学科，增强了学理性，以学理的角度回应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本文试图从对《读书》办刊理念的继承与新变、时代原因、主编本人的思想性三方面来探析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的原因。

关键词：《读书》 学理性 思想性 知识分子 公共空间

在汪晖、黄平卸任前，《读书》经历了三代主编，1979年《读书》创刊伊始至1986年：陈原、范用；1986年至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2007年：汪晖、黄平。在陈原、沈昌文主编时期，《读书》文学类文章一直占较大比例。从陈原到沈昌文，思想性逐步增强。到了汪晖、黄平执掌时期，《读书》减少了文学类文章，拓宽所关注学科领域，含括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权主义、大众传媒等，关注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国内外热点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倾向。

汪晖主编期间《读书》为人诟病的有两点，一是不好读、读不懂；二是小圈子化，有倾向。无论是不好读还是小圈子化，都可以归结到《读书》学理化倾向上来，因为学理化而显得小圈子化，也因为学理化而难读难懂。本文即试图从对《读书》办刊理念的继承与新变、时代原因、主编本人的思想性此三方面来探析汪晖主编期间《读书》学理化的原因。

一.对《读书》办刊理念的继承与新变

《读书》创刊于1979年，秉承“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办刊宗旨，以书为中心探讨相关社会文化问题，展示不同知识领域的声音与思考。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读书无》，表达了当时知识界共同的心声。创刊伊始的《读书》“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以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1]三十多年来，《读书》以引领社会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其在知识界的地位可用八十年代作家王蒙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为证：“可以不读书，但是不能不读《读书》。”

沈昌文主编《读书》期间，正值八十年代思想解禁，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之际。作为主编的沈昌文以开放的思想兼收并蓄，使《读书》成为自由的言说空间，成为新思潮、新观点的前沿阵地。当时的《读书》以开放的姿态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气息，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新的思潮。沈昌文曾说：“办杂志而大量刊用海外当地作家的专栏（而不只是我们驻外记者的作品），应当说是从《读书》始，而当年也似乎只有《读书》办得到。”[2]

在沈昌文那里，《读书》就形成了介绍新思潮、新思想的传统。而到了汪晖，《读书》走得更远，由观念启蒙、文化熏陶变成思想探讨，加强了干预社会生活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读书》从学理层面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逐步由人文思想性走向学理化。

“我的方针是渐进地对《读书》的风格作一些调整，一是注意反映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新动向，二是发现新人，三是提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3]汪晖主编期间，《读书》扩大了关注范围，涉及包括文史哲、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等内容，关注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九十年代，《读书》围绕俄罗斯改革、全球化问题、亚洲金融风暴、西方中心论、科索沃战争等产生了大量的争论，进入21世纪之后，围绕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产权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反恐战争和新帝国主义问题、发展主义与社会分化、生态问题与社会保障体制等公共领域的问题。《读书》加强了介入现实的深度，以专业性来分析社会问题，这就必然导致《读书》的学理化。在汪晖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拓展，以学理的角度回应中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

汪晖主编期间的《读书》致力于为各种不同声音提供表达的平台：“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4]在介入现实问题时，《读书》并非旨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众讨论，而是力图从学理方面进行反思与批评。

虽然自汪晖入主《读书》后，《读书》的风格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但它始终秉承“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宗旨在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这一杂志定位和宗旨始终未变。《读书》试图从学理的角度回应、反思现实问题，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因此，《读书》干预现实、反思现实的方式延续了一贯的人文传统，始终秉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以知识分子的微薄力量参与社会，影响公共政策。

二.剧变的时代促成《读书》风格的转变

1979年至1984年，刚刚结束，整个社会思想大解放，《读书》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当时冯亦代、金克木、吕叔湘、王佐良、张中行等有威望的老一代作家关注国家、人民和思想界、知识界的前途命运，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读书》关注现实、思想性与批判性兼具的人文色彩浓郁的传统。1984年后思想解禁的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短短几年间只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以最大幅度、最快的速度传播了几乎全部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文化的精华，变成新启蒙名副其实的先锋”。[5]这时期包括之后九十年代前后，《读书》始终持思想启蒙者的身份，介绍新知，激辩思想。而作者群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如甘阳、徐友渔、刘小枫、王众、嘉映、周国平等成长于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加入进来，以及后来的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读书》的思想性逐步增强。

进入九十年代，西方文化热退潮，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曾经整个社会处于共识状态热烈讨论、交流思想的景况消失，知识界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渐分化、学院化，也逐渐边缘化，“从实际是虚幻的中心位置移向社会边缘”，[6]在思想解禁的八十年代，知识界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心，承担起文化启蒙的身份，但是在社会逐渐发展后，知识界退回知识系统，逐渐边缘化，那也是必然的常态。八十年代的思想热退潮后，知识界应该走向良性的学术化、专业化的路途。此时知识分子共同的言说环境逐步分化、小群体化，从单一的“思想共识”价值体系转向以各自的独立的专业话语体系。“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强势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想。九十年代的强势话语则是反对新启蒙主义的，在各主要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7]从此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共识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思想界、知识界形成了一些普遍关注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立场，八十年代的《读书》是人文杂志，是当时中国拥有共同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九十年代是反启蒙的时代，九十年代之后，知识界思想、意识出现分化，“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纷争纷至杳来，像80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8]这时的《读书》由八十年代启蒙者姿态的文学刊物逐渐转变成持不同价值观知识分子发表不同见解的综合刊物，也由启蒙者的身份转向学者的面孔。这种转变是《读书》能在今天在知识界依然保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以后，国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但出现阶级分层，城乡差距拉大，出现制度性腐败，生态危机等问题，整个社会处于剧变的时代，也促使了学术的分化。《读书》正因此显示出它的价值，《读书》介绍、讨论包括自然、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学术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对此作出专业性的学理回应，能够吸引不同学科领域的人共同关注现实、干预现实。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界开始出现重大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当时知识界展开了“人文精神讨论”，围绕改革、自发私有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论争，发生了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危机。这些都引起人的反思。《读书》反映了这种思想界、知识界认识的变化。“所以，它不仅成为中国知识界最著名的思想平台，同时通过思想的传播而在中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知识群落。”[9]

八十年代的《读书》在当时思想单纯的时代背景之下承担起类似于五四的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九十年代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此时的《读书》关注国内外社会现实问题，“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做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10]在越来越消费主义的当下，花瓶、摆设式的供人躺着读的消闲读物太多了，关注现实、思想性和批判性兼具的让人坐着读并思考的读物太少。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像《读书》这样以思想文化批判见长的杂志的存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知识分子需要一个不向大众文化媚俗的独立的“公共空间”，相对于消费主义引导的大众文化，《读书》坚持的是思想者的精英文化，构建的是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一个空间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

与九十年代名目繁多的大众文化刊物相比，《读书》的存在显得悲壮，试图在大众消费主义的文化刊物和学院派的专业刊物之间寻找自由独立的空间。“学术生态平衡很重要，只有一种学术或者一种声音，那是不行的——《读书》代表的是9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另一种倾向，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文化和学院派文化之间构成了张力，造就了相对健全的学术生态环境。”[11]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学院化，都回避复杂尖锐的现实问题。而此时期的《读书》正承担起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的责任，针对消费主义和学院化的思想淡出、批判性削弱、问题意识淡薄等问题，积极对现实问题作出学理的回应。一方面，《读书》继续保持思想批判的锋芒，问题意识强，回应现实；另一方面，针对如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全球化等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作出学理的回应，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文化批判刊物式的回应。

九十年代后，学术研究逐步规范化、专业化、体制化，学术界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转向专业化、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学术化，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的《读书》也因此逐步走向学理化。汪晖执掌《读书》的十年，《读书》从带着理想浪漫色彩的思想启蒙转向以学理方式关注不同学科领域和社会问题的学术性思想评论刊物转型，这种转型暗合于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变迁。

《读书》“凝聚了在这十年中间不断被边缘化的知识和思想的尊严和力量，有些甚至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作用……它使自己关心的问题成为有效的真问题，把被边缘的东西拉向中心，把被遮蔽的问题彰显出来。当一个社会过于偏向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拉扯的力量”。[12]当代知识的发展是惊人的，九十年代乃至今天的《读书》不可能满足于八十年代那样仅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必须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创设一个公共空间，打破专业边界，让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作出学理性回应。

三.主编汪晖的思想促进《读书》学理性增强

汪晖本身是一位极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学者，其《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完整地表达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看法，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比如李欧梵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会议，集中讨论汪晖的文章。在上海，许纪霖、刘擎、薛毅也召开了研讨会，题目叫《寻求第三条道路》。当年还有很多学者写文章回应汪晖，例如汪丁丁的《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任剑涛的《解读新左派》等。汪晖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提出的很多思想命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左翼学者，而是对整个中国思想品质的提升都具有积极意义。”[13]作为主编的汪晖他的思想性也反映在他的编辑思想下，在他主编的十年内，《读书》增强了学理性，可以说，汪晖个人的思想，提升了《读书》的品格。

九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的一本著名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曾倡导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论争问题。当时学术界处于大量引进西学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也在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而汪晖正是一位采取跨越方式消解“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二元对立的学者，“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非常细化，有了二级三级及各种学术方向的划分和限制，路子越走越窄，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几十年里面，像汪晖这样频频跨越自身受教育领域限制的学者肯定会越来越被主流学界所承认。”[14]“汪晖的探索，使得我们探讨一种叫‘中国问题’的东西成为可能。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全部回到我谈经济学、你谈政治那种分类的学科体制里面，无法形成对话关系，也无法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15]汪晖在主编《读书》时，正是持这样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理念，使《读书》成为跨学科的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有人评价大陆知识界时说过八个字：“思想衰落，学术上升。”而汪晖的研究始终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为知识界提供了一种富于启发性和反思性的理论视野。“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能主要是提供比较独立的分析和思考。”（章剑锋，汪晖的十年，人物，2012年10月。）汪晖依然秉承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其主编的《读书》介入现实，反映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尽可能丰富地引入和彰显各种还在边缘的甚至不入流的思想和言说——而这些思想和言说对于应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16]《读书》使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思想为人所共享，让知识和思想渗入社会，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作用，使被遮蔽的问题凸显出来。“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大国的知识群体对于各种具有世界性的问题所应该有的宏阔视野和对‘他者’问题的关心。——一句话，它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知识群体的刊物应该有的样子。”[17]

四.结语

《读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对中国问题、对世界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反映的及时和迅速，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18]读书始终坚持介入现实，反映社会问题。“在深刻介人中国当代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在全方位呈现新的历史与知识时空等等方面，这十年的《读书》都居功至伟。也因此，它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性的。”[19]《读书》的影响力是国际性的，国外的学者通过《读书》了解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动态。

“《读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反思性的空间，它要通过知识的、思想的、趣味的讨论引发出一些问题。”[20]“我们努力提供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一个重新看待当代现实的视野。”[21]读书是有着淑世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力图呈现新的世界图景，力图揭开被遮蔽的真理。

注释：

[1]《读书》编辑部.《读书》创刊三十周年告读者[J].读书.2009（4）.

[2]沈昌文.散忆冯亦代.光明日报[J].2005（4.19）.

[3]汪晖.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9年.P43.

[4][8]《读书》编辑部.《读书》精选[M].三联出版社.2007.

[5][6]朱伟.《读书》记.当代作家评论[J].1994（2）.

[7]王思睿、何家栋.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评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批判》[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02（3）.

[9]王晓明语.引自张汝观、汪晖等：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J].天涯.2007（5）.

[10]李泽厚语.引自甘敏：读书事件四人谈[J].南风窗.2007（8）.

[11]钱理群语.引自甘敏：读书事件四人谈[J].南风窗.2007（8）.

[12][16][17]高瑞泉语.引自张汝观、汪晖等：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J].天涯.2007（5）.

[13]章永乐语.引自戴锦华、张志强、赵刚、孙歌、杨念群、强世功等：超越“左”与“右”[J].天涯.2010年（4）.

[14]杨念群语.引自戴锦华、张志强、赵刚、孙歌、杨念群、强世功等：超越“左”与“右”[J].天涯.2010年（4）.

[15]贺桂梅语.引自戴锦华、张志强、赵刚、孙歌、杨念群、强世功等：超越“左”与“右”[J].天涯.2010年（4）.

[18]张汝观语.引自张汝观、汪晖等：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J].天涯.2007（5）.

[19]倪文尖语.引自张汝观、汪晖等：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J].天涯.2007（5）.

[20][21]汪晖语.引自徐梅、汪晖：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反思吗[J].南方人物周刊.2007（19）.

石在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