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之美与孤独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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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和《变形记》是中外艺术创作的瑰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把现实夸张变形的手法，但卡夫卡和蒲松龄在处理手法上却存在着形象塑造、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性。透过这种对比，我们更能看到中西方作家对孤独的不同体察方式。

【关键词】《变形记》；《聊斋志异》；怪诞

在中外文学长廊中，我们见到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其中不乏各种奇崛鬼怪之作如《变形记》《聊斋志异》等，可以说中西方作家无论是卡夫卡还是蒲松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把现实夸张变形的手法，达到异化处理的目的，而这种手法的背后也潜藏着中西方文化发的差异。

一、《变形记》与《聊斋志异》中的异化手法

（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异化是一种被迫的异化，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在卡夫卡那里，环境总是限制着主人公的活动和发展，卡夫卡人物活动空间是极小的，非常狭窄的，而且人物形象上往往十分丑陋和怪异，往往缺乏美感，但是隐喻成分却非常丰富、深刻。

《聊斋志异》在形象塑造上却是一种诗意的表达。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写道：“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1]的确，在《聊斋志异》的花妖狐媚身上，人们已看不到什么狐性、神性、鬼性、妖性。看到的只是一种人化了的性情，即人性美、人情味。人化，就是美化，就是诗化。比较典型的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莲香、翩翩、莲花公主、小谢、宦娘、阿绣、竹清、香玉、娇娜等人物形象。

（二）在表现手法上

卡夫卡在表现手法上是通过悖谬和怪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卡夫卡《变形记》可以说处处存在悖谬与怪诞，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作品给你的感觉就是一种奇闻；这些奇闻体现了“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2]。

与卡夫卡相比，《聊斋志异》呈现的却是另一种表现形态：诡秘奇异。尽管蒲松龄幻想也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虚幻的情节中也融进了真实的细节，并寄托着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愤慨、和期望，但他所嘲讽、抨击的人情世态，他所憧憬的美好理想，却总是带有某种诡秘奇异的浪漫色彩。如《促织》中成名儿子变成了蟋蟀，《阿宝》中的孙子楚变成了鹦鹉，《翩翩》中男女主人公“餐叶衣云”、无忧无虑的生活，更是人类向往的理想生活。而这种人变动物写法和卡夫卡《变形记》描写形式可谓是不谋而合。

（三）在语言风格上

卡夫卡选择了那种冷峻客观的语言，翻开《变形记》你找不到一个形容词，一个比喻，或一个形象的比拟。他的词语完全避开了感彩的东西。形容词只是定语，名词只是表明事物的名称，动词就是单纯表明行动，从来没有自己的议论，很类似于中国的“春秋笔法”。这也是卡夫卡作品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歧义。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晦涩性和神秘性。而《聊斋志异》的语言充满了诗意的美，它既有传统的史传文学的简练的美，又有传统抒情小赋的骈偶的美；既具有古代汉语特有的音节的美，又具有人物语言个性化，口语话之美。

总体里看，卡夫卡是以荒诞变形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问题，而蒲松龄则是通过志异变形来把现实诗化，以寄托作者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卡夫卡小说追求最高真实、幻梦般的真实；蒲松龄则把小说当诗来写，他的小说便常常将人物情节、环境氛围，升华到诗的境界加以描写，追求诗意的真实。

二、两部作品中的异化手法的艺术探源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两部作品都是进行了怪诞和异化处理，这是基于二者独特的“孤独”心态造成的。另一方面两部作品在表现“异化”的方式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看待“孤独”的方式存在着差异。

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野兽，吞噬着无辜的一切。卡夫卡深感来自时代的威胁。他一辈子都在设法的逃避父亲，但最终也未能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具有非常深切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对于这种深切的感受，他通过异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人变甲壳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人一旦丧失谋生的能力，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格里高尔的异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人的价值丧失的象征。

正因为他孤独，他才对现代人的孤独感有如此深刻的体味，并有如此卓越又令人震惊的描写。卡夫卡孤独的活着，孤独的写作，而又写作孤独，卡夫卡的生活与创作在孤独中合而为一，他因此成为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创作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他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家庭，他选择了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而正是这种极度的孤独反而使卡夫卡获得了读者最为强烈的共鸣。

蒲松龄生活时代的各种压抑的现实环境构成了蒲松龄悲愤的基础，“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3]就个人身世而言，蒲松龄一生科举失意。后由于生计所迫，他开始了漫长的坐馆生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功名的各种压迫与不顺，促使蒲松龄通过借“搜神”、“谈鬼”的烟幕，借助于“花妖狐媚”的书写，来表现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以虚幻的变形表现对黑暗现实的控诉，表现自己的理想与志趣。在表现不理想的现实方面。

卡夫卡一生体弱多病，蒲松龄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多病、孤独、潦倒的人物，两个人的孤独、体弱、潦倒，正体现了两个人的相似性。但是与卡夫卡明显不同的是，蒲松龄的孤当中还有愤的成分。蒲松龄对自己的创作初衷这样写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爱谈鬼。于是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4]可见，蒲松龄的孤愤首先是因现实而起，并针对现实而发，在一定程度上有抗争的意味。而卡夫卡的孤独，则很少有愤怒的成分，他接受孤独，接受潦倒，接受恐惧，缺乏抗争的精神。

此外，卡夫卡的《变形记》，表现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现实对人际关系、对人与人之间温情所造成的异化，并且也只是对此哀叹而已。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科举、生活、情爱等各个方面，全面展示不理想的现实，有着较为强烈的战斗精神。相对于《变形记》来讲，《聊斋志异》的视野更为开阔，战斗精神更强一些，但是在涉及到现代人的存在体验方面，显然要比《变形记》弱一些。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130.

[2]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3.

[3]路大荒.蒲松龄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4.

[4]马瑞芳.说聊斋[M].作家出版社，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