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其生教授谈历史建筑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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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陈代谢”式的旧城改造

城市是活的史书。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每座城市都会被打上深刻的时代印迹，每个时代也都会留给人们一片片的建筑群落。旧的时代过去，新的时代到来，城市里的建筑也会新旧叠加在一起，为历史增加一页具象的书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发展极为快速，如何处理包含了大多数历史建筑的旧城成为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就此问题，国家人文历史的记者采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的邓其生教授。

破旧立新还是新陈代谢

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下简称国历）：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两个主要方面，而其中旧城改造极受公众关注，特别是现在人们对老建筑的价值认识、保护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建筑的拆、改总是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社会各方面对旧城改造的方式、意义、路径存在分歧，那么，旧城到底应该如何来改造？

邓其生：城市发展是必然的，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大，城市自然要扩大来容纳它们。城市扩大的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破旧城、建新城；一种是在旧城外建新城，旧城按“新陈代谢”方式发展。目前，全世界保留较好的历史名城大都按后一种发展模式而保存下来的。纵观世界级的名城，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威尼斯均采用全面严格保护古城的策略，较好地保留了旧城的历史风貌，在旧城外建立完全现代化的新城。古城定位为博物馆、旅游城、购物城，以全面保护为主，开发为次。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旧城保护、改造大多是亏本的，一般都是通过开发旧城土地来补贴旧城保护，而不是拿旧城开发来赚钱。

广州1982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广州旧城的历史建筑在量和质上都相当多。历史文化名城的评定条件是历史久、文物多、特色明、整体好和还在持续发展，旧城中整体历史格局和风貌的保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广州发展的模式，在上世纪后半叶，似乎属于前一种模式，在某些时间段里“破旧立新”的做法比较明显。

“破旧立新”将会对旧城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一是旧城“旧貌变新颜”，失去了特征；二是旧城肌理受到破坏，成为破旧的城区，出现生态恶化、治安不好等现象；三是旧城的古遗址、古建筑、历史环境受到破坏。

国历：在某些时间段里，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我们对“旧”存在偏见，“破旧立新”不仅仅存在于建筑领域，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这个口号事实上是没有认识到“旧”对于“新”的价值，没有认识到“旧”与“新”的关系。

邓其生：旧与新不应该是对立的。旧与新应该是和谐的、交往的。城市发展不应该大破大立，破旧立新。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父辈打倒自己才出生。现代化不需要否定前现代的文明，反而尊重自己的历史才是现代化的做法。新的建筑就一定比老的建筑高明吗？不一定，有些新的建筑在理念上反而是倒退的，有些是没有人味的。比方说书法，现在我们写的就比古人差多了！

新的要服从老的

国历：具体到旧城的改造上，应该如何为之？是否有一些通行的原则？

邓其生：二三十年前广州珠江新城开发时，我就发表文章讲这个道理，我说你要开发请到外面去，旧城应该主要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服务产业，把旧城里的商业、产业、人口引导到新城去，等新城发展起来反哺旧城。

旧城整治主要是解决乱、杂、破、丑、危、密等问题，“修旧如旧”，保存原有的质体、风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更不能大改大拆，要尊重旧城本身的城市格局，保存旧城的道路格局，生活变化、交通变化肯定需要改一些，但格局仍是老的。改需要是一种新陈代谢式的改，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半改半留，一部分可以新建，但基本的原则是保持旧城的风貌。

旧城的魅力就在于古旧，要治本、整容，不是涂脂抹粉。原旧城道路力图保持，旧城主要商业区宜以步行为主，充分利用地下铁道，逐步拆除一些有声、尘、视线污染大的立交桥路，重构古城交通、供应、绿化、服务、观光体系。

在旧城改造中，新的要服从老的。不要大建，在建筑的样式、色彩、材质上要协调。后现代建筑、玻璃墙幕放到新城去建。要把人当作人，不要让人感到紧张、恐怖、焦虑。旧城内新建的房子，宜低不宜高，宜中不宜洋，宜小不宜大，宜疏不宜密，容积和高度都要严格控制。旧城建筑内部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外表宜按原有的美学法则修整，不要按现代个别人的美学观点强加到古城上，别让遗产有变味的遗憾，要协调新老街区，加浓历史韵味，提髙名城整体形态素质档次。

现在我们把旧城设为城市的中心，像摊煎饼一样向外延伸的做法令人担忧，英国的城市现在搞的是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中间是田野、林木，不像我们的城市不断地向扩张，贪大。旧城中心化后，人口密度就会不断提高，带来的车流、人流增大，环境恶化，然后为了解决矛盾又不得不建更多的地铁、更宽的马路，带来更多的人流、车流，结果使旧城染上了严重的城市病。为了减轻城市病的痛苦，又不得不搞更多的旧城改造。久而久之，旧城就消失了，城市特色没有了，失忆了。很多地方为了GDP，甚至把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破坏了，不尊重历史与环境，就是为了发财，但是发财是为了什么？发财之后呢？

点线面三个层次的保护

国历：对于历史建筑比较多的旧城，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我们面对更多的不是改造，而是保护，那么怎样做才是最恰当的保护？

邓其生：当前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该做到点线面三个层次的结合。城市的概念是一个面，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是把孤立的保护点组织成保护线，进而保护一定范围的城区。对点的保护应该依法保护文物古迹，落实保护责任，加大研究与保护经费投人；对线的保护，不是孤立地保护某一文物建筑，把附近的历史地段均加以控制保护，对有典型历史风貌的建筑群、街区、村落和轴线空间也加于保护，定为保护区，保护其原有建筑形式、色彩、比例，及其道路、地貌、绿化景观等历史环境；面的保护，是保护需要有一定的规模，以构成观赏视线的完整效果，要一个区一大片的来考虑，要成片，才更有效果。现在广州有部分历史建筑已经不是成片的了，而是呈点状分布，这就很遗憾。

国历：要想做到如此系统的保护，看来十分需制订一份思虑周全的城市规划，而且这份规划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有保护历史建筑的思维。

邓其生：规划确实非常重要，规划一旦出错后，解决问题需要多花很多钱。科学、整体的规划可以解决发展矛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假如我们有很好的规划，不但可以保护好旧城，还能控制好旧城的人口，安置适当的绿化，让人们更优雅地生活。

规划的产生不能是决策部门一拍脑袋或者闭门研究就可以的，需要城市里社会多方的共同参与。兼听则明，多听不同意见是做出全面科学的决策的前提。规划的文本是建立在详细真实的调查基础上的，对现状应有客观的分析。应该对旧城里面现有的历史建筑做一个彻底的普查，评估其价值，总的来说，清代以前不要拆了，民国好的也不要拆，解放以后的质量不高的可拆可改，但是价值高的也不要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重建、修复历史建筑。例如广州光孝寺地区，就应以光孝寺为中心，把不协调的新建筑拆掉，旧的建筑改一改，形成一个统一的风貌。我特别反对拆掉很多民国建筑来建苏式美学的大广场，其实广场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应该从生活出发，满足民众的需求就行了。因此在规划观念上应该是动态的，以人为本的，好的规划要节约，节约土地、土方、建材、造价、人力、资源，顺势而为，现在我们有些建筑就是暴发户式的思维，花好多亿去削山填海，大拆大建，甚至牺牲功能来满足形式，不应该花很多钱去弄这些浮夸的形式。

开发推动还是需要推动

国历：目前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很多时候城市规划感觉并不是单纯满足居民需要那么简单，似乎有点类似于地块开发，土地管理部门有时会通过规划来改善基础设施，达到提升地块价值的目标，城市规划是为了提高GDP增长数字。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邓其生：城市规划的内在行动不应是“开发推动”，即为了开发由政府和开发商推动，应该是在好的规划理念下的“需要推动”，即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生活改善的需要，从满足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需要出发。如果城市化的发动机是土地财政，城市规划就会有强烈的提高土地经济价值的冲动。那么经济利益就会成为城市规划的实际目标。事实上经济利益应该只是规划考虑的一部分因素，社会效益、景观价值、历史意义都应是规划要顾及的因素。智慧的规划会尽量思考多赢之策，比如地铁建在什么地方合适，高架桥能否换成地下涵洞、隧道等，这些技术上难度都不大。比如在广州西关原来有一些有价值的西关大屋，后来管理部门借口危房改造毁掉了很多，危房可以维修呀，认真地维修完了不就不是危房了吗？不需要拆掉，这种做法就值得商榷。

国历：有了好的规划也必须有坚定的执行，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执行层面，国内外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邓其生：人们为了生存和理想创造了城市，人也是城市改造与发展的核心，以人为本，尽量关心人，应该是名城规划改造和管理的核心。

历史名城需要所有人共同建筑、保护，只有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真正认同了国家和广州地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规、条例，后面的执行就水到渠成了。市民的主人翁意识是改造好名城的关键，要尊重市民的权益，依法进行改造，政府、开发商也都要真正重视历史建筑的保护，特别是政府的管理人员要在思想上统一起来。历史名城的保护法规、条例已经很具体了，社会各方思想统一了，才能在行动上贯彻。

在操作上，为了保护好历史建筑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要做好沟通、联动，做到一旦一个历史建筑要改造上报到政府部门，那么所有的相关部门都可以发现，都可以做出相应的回应。这样才能高效地保护好。香港目前就是这样做的，有比较好的经验。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历史建筑的个案认识到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性，不论在何时都是认识上的进步。保护历史建筑需要生活在此的居民一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