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渭陵出土玉雕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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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成阳市博物馆珍藏有汉元帝渭陵陵园出土的6件玉雕，它们成为成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玉雕发现过程
汉元帝刘爽(shì)渭陵位于令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渭陵封十呈覆斗形，底部边长175米，顶部边长50米，高25米。在陵西北约300米处有一覆斗形大冢，为孝元王皇后陵，孝元土皇后名王政君，为王莽之姑。在渭陵东北约350米处还有一封土冢，为孝元傅皇后陵。
1965年至1973年，渭陵陵园内共出土了6件圆雕玉器。这些玉器是前后四次发现的，发现过程都纯属意外。1965年底，咸阳市周陵乡新庄、陵召村民在两村之间修水渠时，在新庄村土壕挖土，于地下深约2米发现了一个被烧焦红土裹着的东西，清洗后发现是一件白色羽人乘马玉雕，驻村干部卢道明将其收回，交给了咸阳市博物馆。与此同时出土了“长乐未央”瓦当和粗绳纹板瓦片。1966年3月，周陵乡新庄村民在渭陵北约400米处发现羽人骑马玉雕不远的地方挖土筑墙，又挖出了圆雕蹲姿玉辟邪和玉熊，一月后又发现了圆雕玉鹰，当时村民在此处取土将玉鹰裹在土中，并筑在上墙里，后在刷墙时意外发现了它。1973年，当地村民在此处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件戴冠玉俑火和一件通高仅8厘米的带盖鎏会铜鼎，铜鼎里放着两枚大小不同套在一起的鎏金铜编钟，以及一件呈走姿的玉辟邪。
这批玉器出土地点位于渭陵西北360米的汉代礼制建筑遗址中，西距孝元王皇后陵260米，东距孝元傅皇后陵600米。1976年咸阳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上述玉器的出土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清理的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瓦当和云纹瓦当、回纹和菱形纹方砖，又发现了墙基、路面以及由方砖铺设的地面。调查得知，上述玉器出土的范围南北相距仅12米。那么，出土这批玉器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礼制作建筑?有人认为它是王争后的寿宫，又名长寿宫。但据《汉书・元后传》记载：王莽当年为了给自己篡权铺平道路，曾“改太后(孝元王皇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篡食堂，既成，名曰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汉书・元后传》还记载，当年王皇后曾去寿宫时看到“孝元庙废彻涂地”大为吃惊。刘庆柱先生在《西汉十一陵》一书中认为，孝元庙和王皇后寿宫并不完全相同，孝元庙是元帝陵庙，寿宫是王皇后庙，王皇后寿宫的修建利用了元帝庙的一部分，由于两者相距不远，后人更弄不清两者的区别所在，以致《三辅黄图・宗庙》也将两者混为一体，说“元帝庙号长寿”。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汉元帝去世后办理丧事时，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之物皆非礼，不宜以葬。”成帝日“奏可”。可见元帝渭陵玄宫(即墓室)不会随葬皇帝生前使用的“乘舆车、牛马、禽兽”。以玉石雕琢的牛马、禽兽之物则可贮藏在帝陵的礼制建筑之中。那么，这些器物究竟是放置在陵园什么性质的礼制建筑中呢?《汉书・张释之传》有“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的记载，说明汉高祖庙中就有玉器。另外，据说汉武帝茂陵藏有西胡康渠王所献的玉箱和玉杖等，后被人盗走，查获后，宣帝将其也送到孝武庙即龙渊宫中。依据这些惯例，这批玉器当年很可能是置于孝元庙之中。孝元庙修建在先，长寿宫修建在后。估计王莽当年堕毁孝元庙时，这批玉器被掩埋在建筑废墟中，从而不为后人所知。
尽管这些玉雕的出土发现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它的真实性是勿庸怀疑的。
玉雕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特色
玉羽人乘天马，高7厘米，长8.9厘米，重210克(图1)。羊脂白玉，纯净无瑕。圆雕。整体形象是玉羽人乘玉天马。玉马呈奔跑状，双耳短小而前耸，额上的毛发和颈上的鬃毛呈长条状，并以密集的细线刻划。马眼圆睁，炯炯有神，鼻梁宽而直，张口露牙，上唇外翻，口齿平齐，口裂较深，面颊较高。肩部和胸侧刻出互相叠压的三层羽翅。前蹄踏在球状灵芝类瑞草上，左前腿亦屈膝，臀部浑圆，中部沟槽分明。马尾高扬，呈长弧形下垂，并与踏板上云纹球状体相连。马前腿之间有圆雕的蘑菇状灵芝。足踏板底部阴刻云纹，云气纹为粗线并加较浅的细线互相缠绕。马背上骑一羽人，头微昂，隆鼻长目，口微张，双耳较大且上耸，头顶后披有长发。双手伸直，一手摁在马颈部，另一手握一双灵芝草。羽人肩部和腰部均雕琢出羽翼，双腿及双足，仙风道骨。羽人实为仙人，脚踏板下雕琢着的云气纹，寓意天马行空。此玉雕反映了汉代帝王求仙升天的思想，是西汉玉器中融圆雕、线雕及镂空透雕为一体的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玉熊，高4.8厘米，长8厘米，前双腿间距3.5厘米，重136克(图2)。白玉，玉质细腻温润，玉色光亮，有少量红璞。圆雕。玉熊形体肥壮，圆头、圆眼、长吻、粗颈，双耳后抿，四肢短粗有力，足部有阴线纹肉垫，短尾藏于毛发之中，呈蹒跚行走状，憨态可掬。熊体上雕琢极少的阴线和少许毛发，以少胜多，通体似无毛而胜有毛，保持了玉质本身的色泽之美，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艺术精品。
蹲姿玉辟邪，高5，4厘米，长7厘米，重150克(图3)。白玉，有少量红璞。圆雕。狮形有翼玉兽，突胸呈卧姿。胸肌上浮雕“人”字形长髯，昂首前视，张口露齿，鼻端上翘，双孔外露。头生双角而后伏，双耳后耸，面颊饱满。颊后披毛，颈部略长，肩生双翼，翼羽层层叠压。尾部粗壮有力，并回卷成“人”字形。臀部与尾巴上琢有3个圆形凸起。臀部亦有披毛。腹部肌肉发达，后两腿之间有明显突起，以示，四足掌部均琢出肉垫。该器是西汉晚期极为罕见的圆雕玉翼兽的代表作。
走姿玉辟邪，高2.5厘米，长5.8厘米，重49.3克(图4)。白玉，有红璞。圆雕。狮形玉翼兽，呈匍匐状，双目炯炯有神，头微偏，张口露齿，有獠牙4颗，余齿各四，鼻翼翕张，双耳竖起，头顶雕一贴伏之长犄角，面颊上雕琢阴线圆圈毛纹，肩生双翼。前腿弓支，一侧腿后蹬，尾巴回卷有力，呈“人”字形。足四爪，掌部雕有肉垫。该玉雕采用了镂空透雕、高浮雕和线雕等技法，充分表现了狮形有翼兽捕食前凶猛机警的神态。此器也是西汉晚期圆雕玉翼兽中的精品。
玉鹰，长7厘米，宽5厘米，翅宽7.1厘米，尾宽2.6厘米，高2.5厘米，重83克(图5)。玉呈青白色，夹杂少量黄色及红璞。圆雕。玉鹰展双翅呈飞翔状，双腿爪部并拢，收于腹下。圆眼，勾喙，目光凶猛。碾琢出起伏并层层叠压的双翅，羽毛丰满。饰以长阴线和密集的短阴线，头后和身背上阴刻出“V”形纹饰，以示绒羽。是西汉晚期圆雕玉器的代表作。
戴冠玉俑头，高8.5厘米，面宽4厘米，重328克(图6)。青玉，青绿色，有灰绿色纹带。圆雕。玉俑头戴巾冠，神态安详，五官端正，眉清目秀，长眉，直鼻，嘴唇微启，胡须稀疏，双耳较大，耳轮耳孔精雕细琢，一丝不苟。脑后缕缕发丝，有条不紊。颈部下端有断茬。冠顶钻出一可插发簪的穿孔。通体抛磨光亮。
羽人乘天马玉雕的制作时代
羽人乘天马玉雕虽然出自汉元帝渭陵宗庙遗址中，但它的制作年代极有可能是汉武帝时期，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这件圆雕作品的雕琢风格与其他5件圆雕作品不尽相同，如玉天马身躯所刻阴线纹饰底部未完全抛光，这与汉武帝茂陵陵园出土的大型兽面四神玉铺首四神上所刻阴线极为相似。第二，羽人乘天马造型寓意为“升仙”，这和汉武帝渴望得到“天马”，欲乘之升仙的追求极为契合。因此，笔者认为这件玉雕的制作年代应为汉武帝时期。它从汉武帝时代一直传至汉元帝时，元帝生前将它作为陈设器，驾崩后，它被陈设在宗庙之中。
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西域名马，以改善蒙古马种，加强骑兵长途作战的能力，从而彻底击败匈奴。秦汉时期，由于不会挂马掌，中原地区蒙古马一旦蹄子磨坏，就无法在沙砾上奔跑，从而丧失长途作战的能力。西域马来自山地，蹄子厚大而坚，适宜于在沙砾上奔驰。《汉书・张骞传》记载：“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后得乌孙马好，因取名天马，又获大宛汗血马，益壮，于是更名乌孙马日‘西极’，名大宛马日天马。”汉武帝还作了《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在汉武帝看来，天马就是神马，就是天降之马。天马必须是龙翼而马身，这样的天马就能风驰电掣，腾云驾雾，武帝乘之就可到达神仙居住的昆仑，可以去游上帝所居的天门玉台。羽人乘天马玉雕中的羽人，手握灵芝飘飘欲仙，正是汉武帝梦想变成长生不老仙人的化身。
其他玉雕的定名与用途
玉熊：熊为祥瑞之象。《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pí)。”熊是瑞兽，故梦之得吉。《周礼・夏官・方相氏》曰：“掌蒙熊皮，执戈扬盾，以素室驱疫。”熊是逐鬼辟邪之物。熊还是力量的象征，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虎豹便捷，熊罴多力。”
玉鹰，鹰属禽中的猛禽，它也是力量的象征。有学者认为“玉鹰是杖首”，并且认为可以名为“鸠杖首”。笔者认为鹰和鸠属两种不同的飞禽，不能混为一谈。另外，从玉鹰造型上观察，腹部并没有任何可安装杖柄的穿孔。
走姿狮形带翼玉辟邪和蹲姿狮形带翼玉辟邪，均是被神化了的动物形象，尽管“辟邪”一词西汉尚未出现，但西汉却出现了“辟不祥”一词。因此，它们的功能除了陈设观赏之外，其寓意就是辟邪厌胜。
戴冠玉俑头，有人认为是戴方山冠的舞乐俑，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道士”“方士”者流，并认为和现代道士装扮极为相像。还有人认为可能属于侍俑类。由于该俑头颈部已残断，颈下是否为玉身，已不可知，但该俑头较大，颈下为玉身的可能性较小，有可能是木身玉头。从巾冠看，其身份不会太高。
带翼狮形走姿和跪姿玉辟邪是迄今所见唯一具有明确出土时间和地点的玉辟邪，是受到西亚文化影响最典型的玉雕作品。这些圆雕玉器原是放置在汉代帝王案头，供其欣赏的陈设品，它们首次以纯艺术的面貌出现，在造型上脱离了先秦玉器程式化的藩篱。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均是选自新疆和田上等美玉，玉仙人乘天马所用玉材属新疆和田羊脂白玉，玉熊、玉鹰、蹲姿狮形带翼玉辟邪、走姿狮形带翼玉辟邪，其玉材属带有红璞的新疆和田白玉，均属上等仔玉，极为珍贵。戴冠玉俑头虽然材质略逊一筹，但仍然脂光温润，是难得一见的青色美玉。这些玉器造型生动，内涵丰富，工艺精湛，风格博大豪放，生动传神，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均极高，是汉代圆雕玉器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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