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福利国家的概念及模式特征
（一）福利国家概念的界定
福利国家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福利国家是以“福利”进行界定的一种国家形态，即以统一的、大规模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为基本特征，以追求社会团结和公正为目标的一种国家形态。从狭义上讲，福利国家即指由这些国家所实施的具体社会福利制度。
当前理论界公认的“福利国家”概念的评价指标有四个：1．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2．公共支出占福利支出总额的比重；3．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4．福利制度中是否存在力度较大的再分配。其中指标一和二在结构上表明了国家的性质，指标三在数量上反映了国家福利的规模，指标四反映了全民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欧洲主要的工业国家基本都能满足上述四个指标，进入福利国家的行列。
（二）福利国家的模式特征
福利国家是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协调并进的制度模式，其核心是国家主导下的“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福利模式。因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福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同时由于欧洲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各不相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欧洲各国的福利模式也是不同的。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on）根据劳动力“去商品化（De-com?鄄modification）”程度和福利受益人身份“分层化（Stratification）”的程度将欧洲福利国家的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由型福利国家、保守型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二、欧洲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同时，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福利制度的危机当中。
（一）充分就业政策难以实现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曾是特别引以为豪的社会成就，但这一成就在70年代中期以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瑞典为例，1981年瑞典的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8万人，占当年劳动力总数的2.5 %。若加上隐性失业人口，瑞典1981年的总失业率将达到5.5%。究其原因，高税收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热情，影响了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大量缩减，近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此外，福利国家净替代率过高导致了人们工作热情降低，产生了大量的自动失业人员。
（二）收不抵支引发的财政危机
为使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得以维持，欧洲各国不得不消耗巨额的财政用于公共开支，而政府财政支出的过分增长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这成了福利国家的通病。据统计，欧洲福利国家1975至1980年间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法国从22.9%上升到25.8%，英国从19.5%上升到21.4%，荷兰从28%上升到30.7%。为弥补高福利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福利国家不得不大举借债，同时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劳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恶性连锁反应。
此外，高税收导致民众逃税现象严重。1978年瑞典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达88%，全部征税占GDP的比重达65%。在这样的福利制度下，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被作为社会保障税和各种福利缴费加以扣除，税后所得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支。高税收客观上导致了国民对福利制度的普遍不满和严重的逃税倾向。
（三）人民不满与日俱增
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解除失业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困苦。通常，欧洲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津贴不到工人原工资的一半，而且实际上大多数失业工人领不到失业津贴，不少失业者只得依靠社会救济和领取施舍度日。据统计，1978年法国的100万余失业者中有45%以上的人得不到任何补贴，15.7%的人每月只能得到450-500法郎，略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工资的1/5。此外，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对象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仍以过去的产业工人为主，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三、“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改革
为将欧洲各国从福利制度的危机中挽救出来，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改革理念，其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
（一）观念上调整：责任和权利相统一
“第三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责任与权利相结合。吉登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传统福利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丧失了自主生活的动力，国家自上而下的包办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依赖、道德风险和，权利和机会最终变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因此，吉登斯将“第三条道路“的重点确定为个人自我负责精神和独立意识的培养，他指出“在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为一项伦理原则。”
（二）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型国家
1．强调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的统一。吉登斯承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正中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提出国家不应当包办一切。他认为国家应当强调的是人力投资而非一味的直接资助，国家应当从转变就业机制入手，改变传统的家庭模式，促进人民就业，通过人民素质的提高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2．对风险进行“事先预防”。吉登斯指出，传统福利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就在于它主要是为外部风险服务的。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面对的风险不再是可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或具有自发特征的外部风险，所以应当抛弃“事后补偿”的传统福利制度，建立积极的风险管理机制。
3．对传统的福利结构进行调整。吉登斯认为，若福利“只具有消极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因此应当扩展社会保障对象以避免社会分化，同时扩大人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使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参与对福利资金的投入。
（三）建立新型福利社会的具体主张
1．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吉登斯认为传统的福利制度是在人们遭受外部风险以后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其进行补偿，这种做法阻碍了公民独立意识的培养，导致公民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因此，吉登斯强调国家应当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通过“可供替代的发展方案”提高公民的个人技能，倡导“进取式福利”。
2．吉登斯认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被动的补偿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失业工人在失业后通常不会积极地寻找另一份工作，因为领取失业救济金虽然只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但重新寻找工作所能得到的净收入可以维持的生活水平也大致如此，那么又何必再去工作呢？因此吉登斯提出必须变事后的“补偿利”为事前的“预防利”。
3．减少社会排斥，解决不平等问题。吉登斯认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点在于提高被排斥者的社会能力，解决方法主要包括重建公共领域，增加上下层对话；营造公共的生活环境；利用福利制度调节再分配；加强教育和培训以增强公民个人能力，等等。
（一）明确国家职能定位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公民社会的监督者还是全体公民的保险人？对此问题政治信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坚守一整套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而自由主义者则将福利制度看作自由社会的敌人。事实上，国家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根据风险类型予以划分。具体而言，对超出个人抵御能力之外的外部风险，例如工伤等由现代化生产方式引起的不幸事件，国家应通过福利支出弥补公民遭受的损失；对于人为的可控的内部风险，国家则应尽量减少干预，防止理性个人过度依赖国家提供的各种福利而丧失独立精神。
（二）扭转传统福利观念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个人出资进行风险抵御的意识是很淡薄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项制度尚未完善，下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人们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风险完全要由自己承担，因此大量储蓄，最终导致内需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强调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承诺在公民遇到困难时国家将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公民个人的自助义务，在国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给个人自愿保险留出一定的空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政府或个人承担，而是政府与个人各应承担多少，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福利制度首先应当明确的。
（三）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我国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注重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在确定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和支付水平时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即社会保障应当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二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即享受社会保障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三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即社会保障只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四是统一原则，即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这些原则的提出和实施将会使我国社会保障理论更加丰富和成熟。
（四）构建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可用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并不充足。而且由于福利刚性的作用，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总是等于甚至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职劳动者收入减少，社会保障事业的税源就会减少，整个国家的福利事业将会陷入危机，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建立大而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我国是一个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的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人口减少，而劳动人口的减少则会使税基缩小，最终社会保障制度将会面临财政危机的窘境，所以我国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应从国情出发，构建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切不可像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包办一切。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