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置流动人口不止解决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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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期，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户籍制度改革被提上议程。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到2020年，亿万流动迁移人口有望实现“就地落户”。户籍制度改革背后，折射的正是几十年来中国农村人口潮水般迁移的严峻现实。人口迁移，是中国历史上恒久的现象。民谣“大槐树”、信天游“走西口”、词语“衣冠南渡”等，都起源于几次影响深远的人口大迁移。人口迁移促进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但人口迁移也会引发重大社会问题，如何安置移民，对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来说，都是既头疼又不敢轻视的问题。

不受户籍制度限制的移民多为强制性移民

重土安迁的中国人

为何移动在中国？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时代，人们受外界压力而被迫改变居住地点或者出于谋求发展而主动改变居住地点的现象十分常见。中国古代的人口迁徙相当复杂，分类标准不同，人口迁徙的类型也就不一样。如根据移民意愿而言，就有自发自愿型移民，也有强制性移民。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相当严密，自愿自发性的移民受到限制，因此，大规模的、朝廷主导的移民，往往都是强制性移民。

为巩固政权移他地之民入境

历代统治者为了削弱敌对政权或反对派力量，并进而达到加强、稳固自身统治基础，经常采取各种迁移人口的措施。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兼并过程中，商鞅任秦国宰相时，根据“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的状况，为秦制订招徕敌国百姓入其境内定居、耕作的政策，诱使三晋人归降，使晋人“务本于内”而秦人 “应敌于外”，短期内秦便“国富民强 ， 无敌天下”。

西汉建立以后，谋士娄敬根据当时“北有胡寇，东有六国贵族”，“一日有变”局面不堪设想的形势，提出将齐诸田，楚昭、屈、景及燕、赵、韩、魏后代及“豪杰名家”迁入关中，以便关东“无事，可以避胡；诸侯有变，亦足以伐东”，据此，高祖九年，徙六国贵族及诸功臣家十余万口于长陵。

京都不够繁华，移天下万户进京

通过战争破坏之后所建立的新王朝，大都面临着国都人口空虚的问题，需要从各地迁移人口到都城或京畿。这一方面是为了充实京师，另一方面是为政府官员、军队等特权者的生活、消费提供服务。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隋炀帝建东都 ，“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之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元政府特别注重将各种工匠迁入都城 ，中统二年三月，“徙弘州锦工 、绣女于京师”；至元二十一年，“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 至正二年， 迁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迁奴怀、忒木带儿石包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 ，造船运粮。

迁徙人口是历代军事战争中一项战略

古代中国战乱不断，王朝更迭频繁。围绕着进攻或防御的军事需要，许多朝代都进行过军事性人口迁移。

秦朝为加强北方的防御，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五万家于云阳”，三十六年“徙北河 、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用鼓励的办法移民到边疆，加强对北方的防御。到汉武时，大规模的 “移民实边”得以实施 ；元朔二年，“武帝下令募民十万口徙朔方”。

东晋南北朝，政权交相出现，掠夺人口不可避免。东晋咸和五年， 后赵与东晋战于湖北一带，掠取汉东百姓七千余家“迁于幽州”。前燕慕容日韦击败后赵，“掠徙幽 、冀二州三万户而还”，又大破宇文部，“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北魏永兴五年，奚斤等破越勃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 徙二万余家于大宁”。

移民安置问题，事关历代王朝安危

离乡背井只为寻口饱饭

中国古代实行人户“以籍为定”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样国家管理起来十分方便。户籍登记将家庭人口、土地及相关情况登记在册，即“入籍”。国家要征兵、征税，得有对象，对象的基本情况要有个数。有了户籍，有了保甲制度后，就不会让居民随便离开。有人离开，保长、甲长就倒霉了，他得承担连坐的职责。因此历史上自发性移民，多为躲避战乱和天灾。

游牧民族挥鞭南下

寻觅新的生存之地

中国古代 ， 北方民族占据着蒙古高原到中亚内陆的干燥地区 ， 过着 “逐水草而居” ， 随季节而游牧的生活 。人畜并重，人随畜迁。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造就了剽悍勇猛的 “骑马民族性格”，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牧区生产的不稳定性。往往因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或者人口压力等原因而“挥鞭南下”，觅求新的生存地区 。

早在西周前期，北方戎狄就频繁南下，从秦到清，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先后有匈奴民族、鲜卑民族、柔然民族、突厥民族、回纥民族、契丹民族，女真人（两次）、蒙古人等南下进入中原地区 。

中原百姓躲避战乱而大迁徙

早期比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就当时南方的发展而言，三国时期吴国建立以后，江南也逐渐变得繁荣起来，吸引北方移民的条件才慢慢具备了。“永嘉南渡”始于西晋末年，被视作中国古代出现的第一次人口南迁高潮，一般认为南迁时间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其间，中原战乱，周边部族内徙，酿成永嘉之乱，东晋建都江东建康（今南京），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隋唐五代其实是个过渡时期，到宋元以后才正儿八经是江南地区繁华时期。两宋之际发生靖康之变，金兵掳走北宋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繁华的背后，是又一次民族大迁徙，近500万人口直接进入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把这里经济、文化带动起来了，史称“靖康南渡”。

人地矛盾引发的流民

清明清时期，由于历代人口不断向东南迁移的沉积， 出现了人口与土地配置不协调的矛盾，在人地矛盾影响下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 。明清以后的人口迁徙十分频繁，如“洪洞大槐树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后来的“走西口”、“闯关东”等等，都是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人口迁徙。

明代除了政府组织的移民外，还有农业发达地区的人口自发流向农业人口较少的地区。宣德至成化的数十年间，荆襄已成为上百万流民的聚居地。这些流民中，“陕西之民五 ， 江西之民四 ， 德（湖广德安府）、 黄 （湖广黄州府） 、 吴 （江苏） 、 蜀 （四川） 、 山东 、 河南之民二 ， 土著之民二”。清代中期以后，人地矛盾激化，边疆移民和海外移民成为主要趋势。人们为了生存而流向山区、 海岛、流向边疆、海外 。

移民安置问题，

事关历代王朝安危

税收滋生流民，

流民发酵成流寇

在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受当时户籍制度的限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大规模外出打工甚至定居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如果自然条件恶劣，在当时的税收制度下，容易滋生大量的“流民”，其发酵成为“流寇”之后，甚至可能威胁到王朝的生存。一旦发生大面积人口迁移，移民安置问题，往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大问题。古代王朝对待移民，从便于管理角度出发，通常交替着镇压与安抚措施。

擅自迁移会被驱遣镇压

正常年月里，如果居民要离开居住地，还要申请通行证件，不然关卡过不了。这样就导致了荒灾之后，大量流民要往山里走，是因为那里没有关卡，有可乘之机。但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对于百姓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为什么明末很多流民闹事，就是因为受到了驱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流民会被杀。要知道，让几十万人往回走是不可能的。农业人口一旦成为“流民”后，回来以后，当地的官吏要问他算总账。无论欠了几年的赋税，还得一一补齐。

山西大槐树移民，

政府一条龙服务

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朱元璋下令：移民随地入籍

明朝初年， “暵旱相仍，民多逃亡”。二十四年（1391年），太原府代州五台县“民饥，流民众”。因此，朱元璋就太原府代州繁峙县逃民问题，谕示户部大臣：

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为切实解决流民带来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只有允许流民就地入籍，重新置于王朝官府控制之下，才是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在正统元年十一月，新的流民政策正式出台，即“命逃民占籍于所寓”。

（资料来源：《东方早报》、《云南教育学院学报》、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