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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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聚集经济圈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效形式，城市群则是聚集经济圈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群的发展本质上依赖于区域内部各城市间的功能定位和交互关系，城市群通过在政府引导和政策的支持下逐步释放经济效应，从而提升区域的整体经济实力。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测算方法，度量武汉城市圈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城市流的空间流动，分析武汉城市圈城市外向功能所产生的聚射能量、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揭示武汉城市圈城市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探索武汉城市圈未来发展规划。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城市流；功能联系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113-04

1引言

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分工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范围内深入展开，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及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传统个体企业，受制于自身成本规模和支配能力等因素，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日益减弱，而以聚集经济为本质特征的城市群在市场中的地位却在逐渐提高。

发展聚集经济圈是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形式，城市群则是这一形式的重要空间载体。[1]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其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其他城市有较强的经济、社会、文化辐射和向心作用。[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沿江地带形成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经过一系列的变革、发展，目前已成长为我国创造财富的主体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力，逐步形成具有全球意义的三大抱团式城市群和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载体。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三大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5090亿元，与2000年相比年均增速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地区年均增速121%，珠三角地区年均增速141%，京津唐地区年均增速139%，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41个、39个百分点。三大城市群人均GDP达到542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地均GDP达到3695万元/平方千米，是全国水平的168倍；人口密度为681人/平方千米，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5倍；平均投资密度14928万元/平方千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城市密度为499座/万平方千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2倍。这三大城市群不论从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程度，还是从中心城市规模和总体城市数量而言，都已开始显露出大城市连绵区的重要特征，其辐射带动作用和综合功能不断增强。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成功案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领衔了我国的区域一体化态势，一批初具规模的城市群和城市群雏形正在形成，预示着我国“城市圈时代”的到来。

进入21 世纪，中部地区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在中部地区建立标杆区域经济，以点带面，逐步促进中部发展成为热点话题。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确定为中部重点发展区域。[3]武汉城市圈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千米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9个周边城市，面积577万平方千米，人口3000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湖北的60%和53%以上，是湖北产业和经济实力的核心区域。

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测算方法，度量武汉城市圈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城市流的空间流动，分析武汉城市圈城市外向功能所产生的聚射能量、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从而揭示武汉城市圈城市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2武汉城市圈城市流分析

21城市流相关概念

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主要通过城市群区域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城市流动的空间流转来表现，其实质是城市群区域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城市间和产业间的相互作用。

城市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且实现城市内部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其根源在于城市具有多种功能。城市功能是城市中进行的所有生产、服务活动的总称，是由该城市的地域、产业、市场、资本、商品、技术、人才等结构所决定的机能。由于不同城市具备不同的结构优势，进而造成了机能上的差异，并因此对城市之间进行互相联系产生了客观需求，这种城市之间的联系就表现为城市流。由于城市流是城市与外界联系中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活动构成了城市的外向功能。

城市流强度是指在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集聚与辐射）所产生的聚射能及城市之间与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是城市流的量化指标。[4]城市流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F=N×E

其中F为城市流强度，N为城市功能效益，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

为了方便选取指标，本文选择了城市从业人员作为城市功能量的度量指标。也就是说某城市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Ei，主要取决于该城市某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区位商Lqij为：

Lqij=Gij/Gi Gj/G（i=1， 2， …， n； j=1， 2， …， m）

式中，Gij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数量；Gi为i城市总从业人员数量；Gj为全国j部门从业人员数量；G为全国总从业人员数量。若Lq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原因在于i城市的总从业人员中从事j部门工作的比例超过了全国的分配比例，即j部门在i城市中相对于全国是专业化部门，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服务。因此，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量为Eij=Gij-Gi（Gj/G），而i城市m个部门总的外向功能量为

Ei=m j=1Eij

我们用人均从业人员GDP表示i城市的功能效率Ni（Ni=GDP/Gi），所以，i城市的城市流强度为：

Fi=Ni×Ei=（GDPi/Gi）×Ei=GDPi（Ei/Gi）

式中Ei/Gi表示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重，即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如果令Ki=Ei/Gi，则我们称Ki为城市流倾向度，城市流倾向度与该城市的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它在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流倾向度下降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22武汉城市圈城市流强度研究

本部分通过城市流强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本文选取武汉城市圈9个构成城市、8个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据进行城市流强度分析，得到武汉城市圈各城市8个主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中，只有省会城市武汉的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全部大于1，其余卫星城市均为个别部门的区位商大于1。说明武汉是武汉城市圈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服务型产业对周边城市有着较强的外向辐射功能。另外，外向部门的区位商也反映了另外一个指标，即城市从业人员在不同行业中的相对分配数量关系，例如，武汉各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虽然都大于1，但由于行业分配不均，因而出现金融行业区位商高达3736，而其他行业的区位商都略高于1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汉的从业人员大量向金融行业集中的现状。

利用公式我们又测算了9座城市的主要外向型服务部门的外向功能量Eij（Lqij

根据武汉城市圈各城市2010年GDP，利用公式可求出各城市的城市流倾向度和城市流强度，并据此做出城市流倾向度柱形图进行比较分析。

表3和图1反映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武汉的城市流强度在整个城市群范围内最高，是武汉城市圈区域联系的中心。但从城市流强度的绝对水平上看，武汉作为中心城市，相比于珠三角城市群的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还没有形成可观的外溢作用，辐射能力相对有限。而武汉城市圈其他8个城市而言，其城市流强度都处在很低的水平上。

23武汉城市圈城市流强度结构

所谓城市流强度结构是指构成城市流强度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数量比例关系。由公式F=GDP×K可知，城市流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最终可以归结为城市总体实力与城市流倾向性，两者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决定了城市流强度的大小。一个城市必须既能创造较高的经济总量又拥有较好的综合服务能力，那么该城市才能具有较强的城市流强度。

利用公式GDPi=GDPi/maxGDPi

Ki=Ki/maxKi

对武汉城市群各城市的GDP和K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因素对应的相对值GDP′、 K′（见表4、图2）。

从表4和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总体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的区域对比关系：武汉在整体经济实力和城市流倾向度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是区域联系的中心，但是武汉市的GDP′大于K′，表明其对其他城市的经济功能联系并不突出。对于除武汉之外的其他城市：黄石、黄冈和孝感，GDP′大于K′，而且两者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而鄂州、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K′大于GDP′说明这5个城市能较好地发挥区域联系的辅助作用。但是，这5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GDP′水平相对于其他两类城市过低，依旧令人担忧。

3促进武汉城市圈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综合上述分析，武汉城市圈内部城市功能结构不协调，城市与城市间差异性较大，各城市间的功能目前还处于各自发展阶段，与统一、协调发展模式的城市圈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武汉城市圈发展对于中部崛起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有必要优化、升级武汉城市圈内部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职能结构，合理确定各城市发展定位，重视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间互动发展的联动性，从而提高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

31重视整体发展，强化武汉城市圈城市合作意识

武汉城市圈在地理上具有整体性，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互补互，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城市圈的整体发展应符合“木桶理论”思想，任何一个功能上的“短板城市”都会削弱整体城市圈的实力，不利于城市圈的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圈功能的分配。只有每个城市势均力敌的发展，各自发挥自身城市的相对优势，整个城市圈的竞争力才是完备的。强化合作意识，鼓励城市间资源的互相流动，一方面，可以降低城市间的交易成本、为本区域提供就业机会、扩大经济规模，另一方面，有利于城市圈与外部区域竞争时获得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城市圈中各城市的合作，是城市圈发展的起步，也是必经环节，合作的效果不仅关系城市圈成长期时间长短，也对后期成熟阶段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目前，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间仍是一个竞争多于合作发展环境，区间各自为政多于协作共进，这一情况浪费了资源，造成各城市在发展自身特色产业时存在资金的短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武汉城市圈整体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武汉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城市，不论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结构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其他八个城市首先应加强同武汉的沟通，利用武汉优越的地理、金融、人才等资源，从武汉汲取养分，壮大自身实力；其次，各城市间也要加强交流，形成“环武汉经济走廊”，城市与城市间积极进行优势资源流动，形成以武汉为核心城市，八个卫星城紧密围绕武汉并形成紧密衔接的发展模式。

3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圈的高层次发展打好基础基础设施是城市圈合力协作、共同发展的基础，是吸引投资和人气的重要依据。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工业集聚和规模生产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以便进一步促进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发展又加强了城市间民众的流动和方便了生产要素及产品在空间上的自由转换和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中除了武汉的基础设施较完备外，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短缺，尤其是教育质量、医疗条件的落后加剧了优质人才的外流，这直接影响着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和城市倾向度，进一步造成武汉城市圈整体较为分散，各城市联系不够紧密。所以，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各城市必须立足完善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区域交通和公共信息平台。

（1）统一区域内交通网络的规划和建设，建立比较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首先，各城市要着力搭建与武汉之间的交通渠道，尤其是三线城市也要注重与武汉之间的联系，整体上形成交通辐射系统；其次，城市与城市间也要形成交通体系的对接，形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单线或多线联系。

（2）打造区域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武汉作为区域信息网络发展的节点，城市圈的其他城市逐渐进入这一网络体系，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最终建成覆盖整个武汉城市圈的信息网络体系，为促进各地之间的合作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保障，降低合作的信息成本。例如，可以将武汉城市圈网站建设成为一个多层次、多平台、信息广的综合性网站、并及时更新网站信息，各城市根据网站模块要求提供本城市最新的相关信息，通过多渠道的媒体宣传提高网站知名度。

33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城市的比较优势

特色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产业，具有唯一性、独特性、新颖性等多种优势。各地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一方面因为产品的替代品稀缺从而使该行业获利较为容易；另一方面在区域经济整体中发展特色产业，不仅能提升自身经济水平，还能提高该地区在面对经济危机时的抵抗性。

第二部分的分析中也反映出，目前武汉城市圈除武汉外各城市的经济规模都较小，不能很好地配合武汉及其他城市的共同发展。发展特色产业有利于当地提升自己的经济规模，有利于提升城市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城市圈的多样化发展，为今后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奠定基础。比如，武汉作为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强，可以依托当地优势进行多方面发展；鄂州可以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矿石等资源重点发展旅游业和冶金、机械、建材业；黄石具有“水泥故乡”和“服装新城”之称，可以着力发展服装和水泥行业；黄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作为其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孝感以孝命名，依托“孝”这一资源，着力打造“孝”产品、树立“孝”文化能很好地提升城市知名度，并以此带来经济效益；潜江农业发展具有优势，建立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对提升潜江的产业结构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天门、咸宁旅游资源丰富，重点发展旅游业可以提升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旭平城市群的经济学分析[D].湘潭：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2] 陈柳钦城市群：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主体形态[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8（4）.

[3] 冯之廷城市聚集经济[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 王发增，刘静玉我国城市群整合发展的基础与实践[J].地理科学进展，2007（9）.

[作者简介]罗弘毅（1989—），男，湖南郴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