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劳工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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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6月30日，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操办的劳务出口，正式拉开序幕。第一批2025名中国“契约劳工”，在天津启航，前往英国殖民地南非的德兰士瓦。

前往南非的中国劳工，总数高达6万多人，每次劳务出口，地方官员都要册报外务部。在清外务部南非招工档中，袁世凯的咨文最多，几乎每次册报都称“（劳工）均系情甘出洋，并无工头逼勒、哄诱各情弊”。

这样的腔调，并非官样文章，而关系到大清国劳工出口的最大伤痛：此前的劳工出口，多是被骗或者被逼，当作了“猪仔”。“猪仔”们签订的劳动合同，形同卖身契，卖身年限甚至长达10年。

劳务出口的合法化进程，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期。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联军一边谴责和打击非法人口贩卖的行径，另一边则给大清国的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劳务出口合法化。1859年4月9日，广东巡抚柏贵宣布：“若（华工）实属情甘自愿，自可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 自此，劳务出口在广东公开化。

这一信息传到北京，中央并不赞同。但此时，咸丰皇帝逃离京城，自顾不暇。战争之后，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正式将劳务出口纳入条约内容，不再禁止“华民情甘出口”，要求各省“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订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在恭亲王看来，这一城下之盟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的――将具体的处置权交给了地方督抚。果然，英法两国在招工问题上受到了地方大员的诸多抵制。英法不得不重新在北京进行游说施压。但是，总理衙门对此疑惧重重，在1866年3月5日推出了一个包含22个条款的《续订招工章程条约》，这其实是通过构建劳工保护的壁垒，继续阻止劳务出口的开展。

此后，大清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密切，也向主要国家派驻了使领馆。以华商为主的华侨，从海外寄回中国的钱（侨汇），逐渐引起了体制内改革者的重视。

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综计诸洋出洋华民数逾百万，除世居海外及孤身出洋约十之八，有家属通音问者约十之二，尚有二十万人，每年寄家少者数十（元），多者千百（元），酌中牵算，人以百元为率，亦有二千万元，为银一千数百万两。” 张之洞所谓的“二千万元”，是银元，折合银两约1440万两，相当于如今人民币28.8亿元，并非小数目。

四年后，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日记中记载，新加坡“设立领事已十三年，而（中国）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以此推算，十三年间年均76.9-153.8万两，如以15万华侨计算，则人均每年寄回中国5.1-10.3两，相当于一个普通农家1-2年的收入。同时，薛福成还引用黄遵宪的估计，说黄遵宪此前担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时，调查所得美国的华侨每年寄回广东的侨汇，“多则一千五六百万元，少则一千余万元，四年扯算，每年洋银入中国者可一千二百万元。”1200万银元，即864万两。

新加坡与美国的侨汇相加，每年当在940.9万-1017.8万两，如果加上古巴、秘鲁、西贡及南洋其他大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佣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奚啻数倍于是。盖近年商佣以出入货相准，华银每年岁流出外洋者，约二千余万两。”（薛福成日记）

劳工出口的创汇收入，居然能够抵消每年2000万两的白银外流还绰绰有余，可见劳工创汇所得，远远大于张之洞所估算的1440万两，这无论对华工家庭的经济改善，还是国家的货币稳定，都有着巨大的作用。除了侨汇之外，华侨在国外的文化传承，及在国内多次天灾人祸之后的慷慨解囊，亦引起了体制内的高度重视。

1893年6月29日，薛福成从伦敦向北京发回了一份报告，不仅呼吁中央修改之前对海外华侨的歧视性政策――海外华侨往往被看作是天朝弃民，并且建议中央在华侨保护上多下工夫，利用和发挥华侨的力量。报告得到了积极的相应，1893年9月13日文件，准许旅居外国的华民“任便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