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烈:一个商人的环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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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执着的布道者,一个勇敢的探路者。
单看外表,很难猜到马烈的真实年龄。1955年出生的他,永远精干的寸头,充满激情的声音,即使是参加国家级别的华创会,依然随意的短袖T恤,有点发福但并不夸张的肚子,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属于男人的成功。
他谈话的时候飞扬跋扈,不畏权势,亦没有作为商人足够的圆滑。说话不拐弯,且咄咄逼人,得罪人在所难免,但是他,不在乎。这是马烈给人最初的印象。
认识马烈是在9月17日华创会的“湖北省农业,环保项目洽谈会”上,当发言人介绍完毕招商电子垃圾项目的会议主题之后,马烈立即成为全场焦点。
“如果我们集团投资这个项目,政府给多少补贴?”
“网上有。”对方的回答显然令马烈不满意。
“这个政策是什么部门出台的?”他咄咄逼人。
“有关部门。”这个回答在马烈看来非常滑稽。
“投资环保项目,土地方面的优惠政策?”他不依不饶。
“我们已经中标了。”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面对这位较真的海外代表,终于忍不住道出实情。
直率的马烈听到这样的话,当场质问发言人:“都已经中标了?那么,请问:“你们使用的什么技术?”
“外国的,外国的。”发言人匆忙回答。
“究竟用的什么技术?还有,都召过标了,还招集我们开会做什么呢?”
会场顿时变得尴尬,主持会议的发言人脸红耳赤,最后丢出一句:“招标了,也可以再谈嘛!”
参加过多次类似洽谈会的马烈,苦笑。
与环保结缘
出生在上海的马烈,三岁随父母来到北京,12岁时,又随父母来到武汉。在武汉,度过了青春中最美好的十二年。所以,今天的他会很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是鄂商。”在北京钢铁学院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在武钢的第一份工作,随后进入国家冶金部。如果一直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今天的他也许是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层,有官员头衔以及显赫政绩,每天穿梭于各种会议,照着秘书拟好的发言稿做报告,待到55岁的现在,就等着拿退休金,养花种草,逛公园的日子。
但是,他是马烈,他从来都特地独行,敢想敢干。
1988年,马烈被出国热席卷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获得MBA学位。
在加拿大的日子,他很享受。赚生活费的方式有很多种,无论是扫地,洗碗,还是在城市电讯频道做兼职主持人,这些工作给予他的远远不止每小时6元加币那么简单,收获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愉快:“如果现在有时间,我还想每天下班之后,去餐馆端端盘子。”
然而这样的愿望,从他踏上从商之路开始,就成了奢望。他曾经15天飞了15个城市,最忙的时候,一天飞两个城市。
1989年,马烈在加拿大注册了自己的公司HADCANADA,也就是今天的加拿大凯帝集团的前身。直至1995年,加拿大凯帝集团正式成立,初期主要销售高级医疗设备。医疗设备的运营一路高歌,利润扶摇直上。
在一次加拿大当地政府组织企业家参观环保工厂的活动中,意外地再次改写马烈的人生道路。当他看见稻草和废塑料进入机器,然后奇迹般变为木材时,祖国堆积如山的垃圾,大量被砍伐的木材,的荒山,这些画面在这一刻同时掠过马烈的脑海。“这个技术在中国一定很受欢迎!”
1996年的中国,木塑复合材料,电子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二氧化硫脱硫,这些项目名词当时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各级政府对于环保产业还没有出台任何政策给予补贴和支持。马烈却下定决心回国,开创这艰难而伟大的环保事业。
为了回国投资,他卖掉了在加拿大价值两三百万美元的房产。以前做医疗设备生意所赚的3至4亿人民币几乎全部投入到环保产业。“投身环保事业,要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决心!”他做过最坏的打算,却也有必胜的信念。
最先做的是木塑复合材料,即将稻草和废塑料混合加工为“木材”。很显然,木塑是吃力不讨好的木材,因为它的价钱比树木贵百分之二十。但他单纯地坚持:“每卖出一个集装箱的木塑,我们的国家就能少砍60棵树,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但事实残酷又讽刺,当他四处传播木塑在环保方面的优势时,大家会异口同声说:“真好!”然而愿意为木塑买单的人却寥寥无几。他在沈阳建的木塑复合材料工厂,其产品最初主要销往海外。这时的他很疑惑,中国人,这是怎么了呢?
他甚至想到了放弃。
就在这时,他和一个客户喝咖啡,客户是个荷兰女商人,几乎每个月都会从他这里运木塑材料回国卖。干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他很好奇,对方为什么乐此不疲。
荷兰女人说:“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你想,每当卖完一个集装箱的木塑,就为我们的国家保护了60棵树。”
这个瞬间,马烈被打动了,“一个女人都有这样的信念,我是个男人,更应该为这样的信念而生活。”
坚持是一种信念
随后,除了木塑,他开始在国内开辟电子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产业,但一切都不是很顺利。
他像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全国各地布道讲经,介绍环保产业发展的必要。“你也许不信,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做报告。”不挑报告地点,人数规模,亦从不收取费用。在清华北大与在不知名的学校作报告,他都一样认真。人数最少的一次,全场听众只有3人,但是马烈依然滔滔不绝,乐在其中。中央政府环保部门开会,会请他做报告,只因为他敢言官员之不敢言。他甚至会专门花钱请人吃饭,在饭桌上讲述他和祖国的“环保梦”,“听者也许心不在焉,也许对黄色笑话更感兴趣,我有时也会伤心,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报告’的机会!”
更多的时候,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受骗的次数多到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一次,某省级银行的副行长,某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某研究院院长等一批人到美国考察,说要购买大型机械的成套设备。办签证时,一家美国中间公司要求中国用户交押金做担保,同胞们一下子难在这里。这时马烈挺身而出:“太不像话了,我请你们去,我不要你们交押金。”一行人吃喝玩乐一个月之后,却没了下文。这个项目的副总好心告诉马烈实情:“根本就没这回事,该项目在出国前就被有关领导枪毙了。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骗局,就是出去玩一趟。”马烈花在同胞们“考察”上的6万美金就这样付诸东流。“每次都觉得也许是真的呢,也许有希望。”
2001年,马烈开始在国内启动电子垃圾处理项目,运用全自动无害化粉碎再生废旧电器和金属分类回收系统,这一技术可回收铜、铝、钢、铅、塑料以及贵重金属银、黄金、和白金。然而废旧电器在中国却被一些无资质的作坊抢先收走,他们用最原始的手段,即用硫酸把锌和铜泡出来,然后将用来浸泡的废硫酸水直接倒掉,致使地下水的严重污染,被污染的水严格意义上来讲50年不能用。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由政府出台一项政策,让负责电器生产和销售电器的企业回收旧电器,然后送到有资质的环保企业,真正采用最专业最环保的技术处理。早在十年前,由国家六部委组成的一个废旧电器处理方案领导小组,负责出台政策。然而,马烈左等右等,该政策一直就像待嫁的姑娘在深闺中,迟迟不出。马烈心急如焚,开始向有关部门上书,甚至申请做国家发改委顾问,为此,他愿意放弃加拿大国籍。
在《鄂商》记者面前,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做“官员”的愿望。“也许当初,我选择错了,现在我更想做一个官员,我想做10个关于环保的样板工程让全国学习!”遗憾或者无奈,不时游离在他自信的谈话间隙。
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儿子现在随他一起,在北京做环保产业,在年轻人的眼里,祖国很奇怪:“为什么,大家这么不支持环保呢,这在加拿大不是很正常吗?”
女儿同样走上了老爸的环保之道,现在在德意志银行做碳基金。
路漫漫其修远兮,马烈别无选择,只有求索。55岁的他,站在会场外:“我还年轻!还可以干好多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