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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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事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本期推出的两位人物，都属于后者。走近他们，你会获得生命的明媚阳光，你会享受，也灵的深邃历练――从他们的澄澈之，也与平静之，也，体悟一份人生的旷达与超然；从他们的充沛之心与向上之心，收获一份生命的激情与砥砺。

人物简介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此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他于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进入古稀之年后。季羡林的学术生命仿佛进人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人物事件

虽卧病榻笔耕不止

自1997年第一次白内障手术之后。季老身体各器官就总不断出毛病，常常要住院。不过，季老对此却很坦然：“我现在就是一块老表，零件有点老化，擦上点油，修理一下，还是可以再走几年的。”

为了写书，他曾经天天拖着蹒跚的双腿，步行五六里路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把当时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而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在私下里称他“受了甘地的影响，完全就是一个自虐狂”。惜时如金的季老，总是不知疲倦，发奋忘我地工作，即使在医院治疗，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写文章。每天清晨吃过早饭，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看书和写作，直到医生查房方肯停下；午睡过后依然如此。不到晚饭时间，笔和纸是不会从他手中离开的。已经动过三次手术的眼睛不能长时间看书，他就让工作人员帮着念报读书。一天总要读书写作四五个小时以上。他说：“我性与人殊，越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越勤。”在医院里每天完成二三千字的文稿对季老来说属家常便饭。

请辞三顶桂冠

季羡林在写作《病榻杂记》时。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比较之后，在病榻上以《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节内容，昭告天下：把这三顶别人加在他脑袋上的桂冠统统摘下来。这样的“大举动”绝不是季先生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真诚的心迹袒露。早在2006年1月9日，结集了季羡林先生一生回忆文章的《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在北京首发。据该书编辑、季老学生梁志刚透露，在该书出版之际。季老将编委会撰写的丛书序言中，所有称呼他为“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的字眼全部删除，并告诫梁志刚等人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得时间长些罢了……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病榻杂记》出版之际，他明确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主题分解

1、古人云：天道酬勤。纵观季羡林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勤奋学习。勤奋思考，勤奋工作。勤奋是他成功的源泉，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等辉煌成就。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学习和拼搏奋斗的结晶。勤勉好学，点滴积累，辛勤耕耘，永不懈怠。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宽博的知识基础。有人说，世上有两种生命，前一种用时间计算，后一种用行程计算，不同的是，后一种有生命的目的。季羡林先生的生命属于后者，正是这种“生命的目的”，才使他的人生每一处都留下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乃至在他的生命离去之后，其独特的人格力量仍成为无形的精神标识，成为永远矗立的精神灯塔。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的适用话题：勤奋；积累；生命的长度；人生风景线。

2、“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些含金量极高令人羡慕的字眼，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而在季老那里却看得很轻。可以说，季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那些追捧虚荣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充分反映了他“视功名如过眼烟云”的坦荡胸怀。季老的“请辞”大有深意，这样的“请辞”是对贪慕虚荣的社会的一种无声的抗议。论才学也好，论人品也好，季老都当之无愧，可他老人家却并没有如此地“看重”自己。而是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员，这样的胸怀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一种精神资源。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的适用话题：胸怀；人生一课；看轻与看重；才学与人品。

时文快读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

周安庆

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地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地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泛滥，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7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