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现代化――中国未来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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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尚不发达的金融部门的改革和现代化，是中国成就其经济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也是中美双边关系更加平衡、平等和持久的重中之重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一些阻碍双方关系顺利发展的问题也随之产生。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亦开始质疑，保持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且将其不断扩大是否有益。

有鉴于此，布什总统和主席于2006年9月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SED史无前例地在中美两国部长以上级官员之间，开辟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渠道。SED的焦点之一，即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现代化，其中就包括更大程度地引入外资。通过为中国居民和商业活动的储蓄、投资、保险，以及更高水平的消费提供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外国金融机构能够帮助中国经济降低外贸依存度，让第三产业占据更大比重，并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因素。

遗憾的是，虽然中国政府的许多金融监管官员对金融业改革的重要性都非常清楚，也支持加快现代化，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高层的政治决策者，对金融体系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对外开放有所抗拒。

简而言之，中国金融部门发展之落后，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多元化，是一个相当大的风险，同时也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风险。

金融之重

任何一个经济体，要达到健康的状态，要使生产力有所提高，一个有效且高效的金融体系都是非常关键的。

储蓄和投资时有更多选择，能培养起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从而使政府资源更多地流向社会中最需要的人群，这样不仅增加了经济机会，也扶植了社会正义。一个更为发达、更为精巧的金融系统，也有助于发展降低风险的方法和专业技术，这可以是企业为避免价格和利率风险所采用的衍生工具，也可以是减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风险造成的损失的保险产品。最后，金融部门有多发达、多灵活，对于这个经济体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抵御冲击也很重要，即在所有动态发展的经济都必然经历的困境和调整中如何自我保护、吸收冲击，然后更上一层楼。

而且，一个经济体的金融部门越不排斥竞争，也就是越鼓励效率、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其对总体经济的好处也就越大。

中国金融现代化需求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产生了明显的问题。中国的固定投资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更易受经济放缓威胁，对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抵御能力越来越弱。经济集中于制造业和出口，还加剧了贫富差距；过去承担了大部分医疗服务的国企或倒闭或私有化，又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主席和总理的治理思路，是“以人为本”。他们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样的观念。要使中国经济走一条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路，使社会更加“和谐”，这种调整是必需的。

要激活中国人的消费意愿，并不容易。中国家庭明显的储蓄倾向，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越发“退居二线”有关，因为这意味着大部分中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和私有部门的储蓄来支付养老和医疗，承担意外或灾难的经济后果。“十一五”计划呼吁建立一个覆盖治安、医疗和失业工伤等保险的社会安全网，但其仍处于设计阶段。

中国要实现其宏伟的经济目标，一个现代且有效的金融体系显然十分重要。中国的银行业资本化程度还不足，利润率也比较低下，银行的信用分析、贷款定价、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以及公司治理手段都不完善。要在严格公正的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借贷，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缺乏全国性的信用信息服务，来为银行提供有效评估每个贷款申请人所需的信息。

同时，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小、发展程度最低的。资本市场若能更充分发展，将对银行造成一种良性竞争，并为其他零售储蓄产品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便利，而这些产品能够使那些创业阶段的公司，在融资时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目前，仅贡献了中国GDP四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却获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信贷、几乎所有的股票和债券发行。私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和未来增长与就业创造的引擎，却只享有30％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更多地获取银行资本。

最后，要使中国人能够消费，还要提供可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将消除谨慎性储蓄的需要，有利于刺激消费。麦肯锡的一项调查研究指出，中国金融体系若真正得以改革，将使中国的经济产出扩大17％，也就是每年增加3200亿美元。

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也是有效解决双边贸易失衡的关键。中国的13亿潜在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将开始进入一个更为正常的阶段，这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都有深刻意义。

金融自由化面临考验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在入世条款中做出了实行一系列彻底的改革的承诺，旨在降低经济中几乎所有部门的贸易壁垒，积极扩大市场准入、实行国民待遇、提高监管透明度。但中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虽然成就巨大，仍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商业银行法》中仍有要求银行满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从“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之类的非商业性条款；

・银行的呆坏账比例仍较高；

・银行的资本化程度仍较低，借贷操作、风险管理技术、新产品开发、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手段都还不尽如人意；

・对于金融部门的监管还不透明，监管活动缺乏连贯性，滞后于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

・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仍较小，发展落后。

解决这些差距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允许外资更多地参与其中。但监管和程序上的明显障碍，阻碍了外资更大程度地参与中国金融部门。

外国投资面临的明显障碍

外资投资中国的银行，最多只能持股20％，全部股权中的外资比例也不能超过25％。在整个中国银行业中外资比例只占不到2％。外资只能与中方合资开立证券公司，其中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资产管理的合资企业中外资比例不能超过49％。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的一项规定，实质上禁止了外资投资于中国证券公司，虽然这一禁令于2007年12月被取消，但至今只有一家外资机构（瑞士信贷）的申请得到批准。此外，外资寿险公司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也不能超过50％，且不能持有已有本土公司超过25％的股权。

许可证授予和公司形式方面的歧视性待遇

中国要求对本地运作的外资银行，资本金的最低要求是10亿元，且每新增一个分行就要增加1亿元。有意在中国建立子公司的外资银行，至少需要100亿美元的总资产，且申请前必须在中国开立代表处至少两年。同样，对于有意在中国开立合资企业的外国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也实行5亿元的最低资本要求。外国保险公司要取得中国经营许可，则需要至少30年的保险业从业经验，并在中国开立代表处至少两年，以及至少50亿美元的资本，其中不少于2亿元的资本要用于经营。

监管歧视

对于外国银行的申请，中国政府反应也相当迟缓，还规定开立两家分行之间至少间隔12个月。外国银行分行被允许开展本币业务之前，必须经营至少三年、连续两年盈利。外国银行分行须将部分资本金储蓄于中方银行，而外国银行从中方银行借款时不得低于一个规定的最低利率。问题最大的是贷款存款比75％的上限，而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批准程序缓慢，储蓄量大大受限。此外，中国借款人不允许将外币贷款转换为本币，本币借款人也不允许使用外币计价的备用信用证。

证券方面，外资少数持股的合资企业，只能承销中国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承销和买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B股和H股。A股市场是中国本土流动性最佳的市场，但中外合资企业基本不允许在此买卖，这使其承销业务大受限制。外国经营实体在中国与国内外企业进行人民币及相关产品交易时，也在很多情况下受到约束。中国证监会还禁止外资券商开展衍生产品和服务的营销。

保险方面，中国政府对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的准入基本上还是一次一家，几乎没有几家同时被批准的。中国政府至今仍未批准政治风险保险产品的营销，也未对固定缴款养老金产品提供足够的税收待遇，或是对产品设计者提供佣金，来鼓励尖端商业保险产品的销售。至于企业年金，三年来许可证申请程序仍陈述不明，没有任何一家外资公司被授权提供企业年金保险。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打算将分公司转为子公司，但原来不应超过60天的审批期限，往往被拖过一年。

监管和程序不透明

在监管透明度的重要问题上，中国仍然落后于国际标准。

虽然中国在“入世”协议中已承诺金融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其仍未满足现代监管透明度的核心要求，包括新规或法规变更的提前通知、征求公众意见和司法复核权等。

铺就涉水之路

加速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开放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养老金和资产管理市场，从而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

・引进世界水平的专业知识、技术和最佳操作，移除残存的障碍，扩大市场准入；

・在许可证授予、企业形式、允许经营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非歧视性国民待遇；

・监管方面的非歧视性国民待遇；

・监管和程序的公开透明；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项目的进一步扩大。

中国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阶段结束后，美国的政策需要作出转变，从过去对中国履行义务的监督，到争取在双边关系动态发展中更为主动的合作。加快尚不发达的金融部门的改革和现代化，是中国成就其经济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也是中美双边关系更加平衡、平等和持久的重中之重。■

作者为融富金融服务论坛政策事务部执行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