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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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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人生中一道明媚的风景。它展示着激情中自我绽放的生活,诠释着追求梦想时的勤奋与坚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青春记忆。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在回顾这些企业家的青春岁月时,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别样的精彩。

青春,挫折总是暂时的龚艳

Q:最近热播的知青题材影视片有《北风那个吹》、《高考1977》,作为知青,你在看这些影片时,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A:我很喜欢看这些影片,这都是反映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触很多。知青在那个时候是真的不容易。我在家里是老二,响应号召插队落户以后,同上海的家里基本隔断了联系。当时农村电话是没有的,没办法,一个长途电话要跑20里路到镇上的邮电局去打。那个时候,东西部差距、城乡差别都很大。当时在江西农村,洗衣服不是用肥皂,是用草木灰,农民家里都没有热水瓶……

但在我看来,知识青年下乡,对加强城乡交流、促进农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知青的眼界比较开阔,他们带来了城市中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农民兄弟都很喜欢,很愿意接受。后来,江西自己也搞起这些东西,像我们那个县,在知识青年下乡后没几年就生产出上海那样的食品了。

Q:在你这段人生经历里,遭遇过挫折吗?

A:在我看来,挫折都是暂时的,在当时是挫折,从长期来说,可能是坏事变好事。

我在县商业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借调到宜春,工作内容是搞一个普查。普查结束后,因为我工作表现不错,有领导主动要求把我调到地区商业局,并许诺给我一个好的位置。宜春从距离上来说,相对县里离上海比较近,这对我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但后来回到县里,县里却不同意我调走,当然,这是从培养我的角度出发。我当时确实觉得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在1982年的时候,因为留在县里,我得以转干。正是这个因素,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1986年,我终于回城,并且因为我是干部,由组织部安排到黄浦区政府机关工作。可以说,我是因祸得福。

Q:在青年时代,你做过哪些重要的选择?

A:很多时候,我都是听从组织安排,是被动的,比如我的工作调动,还有回城。不过最大的选择是在我40出头的时候――不知道那还算不算青年――我选择了从机关到企业。那个时候,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开放,整个上海的开放能量也逐步释放出来。于是,区里成立了集投资、筹资、融资于一体的黄浦投资公司,希望能通过这个公司招商引资。当时组建这个企业的时候,我熟悉的一个领导在那里做老总,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时,我面临着选择――去了企业,编制就变了,福利待遇也不如机关了。但我觉得事在人为,只要努力,自己一定能在企业干好。所以,我选择了企业。

Q:在你的青年时代,有没有让你遗憾的事情?

A:我觉得,青年时代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念到多少书。我下乡的时候,初中才读了两年,后来转干的时候,接触了一点高中的知识,但也是很局限的。在恢复高考后,我没有马上参加,因为考试要到南昌,办班却在宜春;而且要参加高考,就必须脱产。1986年到上海后,我就感觉在知识面上差距很大,在黄浦区政府机关,我周边的同事普遍都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于是,只有咬牙拼命赶:1987年,我上了大学,1990年拿到了大专文凭,接着专升本、读社科院的研究生。虽然时间比较晚了,但不补不行。我常常想,要是让我早几年上大学,我会工作得更好。

Q:现在的年轻人和你们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你孩子的青春,你有什么建议?

A:我的儿子今年24岁,他自己很努力,目前从事新闻工作。现在的年轻人都渴望成功,难免心态浮躁,但是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素质提升就不那么容易。对于我的孩子,我没有太多的建议,只是希望他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物欲,使人离青春越来越远龚艳

Question =《沪港经济》记者

Answer = 于 强

Q:你的青春跨越了成都和上海,这两个城市有不同的青春吗?

A:在成都,我感受的是浓烈的青春,而在上海,我发现当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已离青春越来越远。后来我悟到了,其实是一种创新力的缺失。城市亦是如此,当它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实体的时候,它就缺少了一种创新精神,这就是为什么硅谷会远离纽约的原因。在上海,大家的心理压力较大,心态已不再年轻,缺少创新;但在内地,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比较青春的身影,因为内地没有那么多物欲,人能够沉得下来。

Q:你在青年时期就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有没有遇到挫折呢?

A:由于天生乐观,我在年轻的时候基本没有遇到挫折,一直都很顺,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但在我快30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次比较大的失败。那时我还在广州,我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创业,成立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我们招会员,最多的时候,招收了几万个会员。我们经常开展活动,受到会员的欢迎。但由于成功来得太快、太容易,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收购了一个高尔夫练习场。由于资金链的问题,这次创业失败了。这件事情深深刺激了我,让我明白经营好一个公司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懂得科学管理。

Q:你后来有没有再去系统地学习?

A:我曾经打算去美国读书,但后来放弃了,这让我有点后悔。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一定不放弃这个机会。我到今天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有机会的话,最好去经历、学习一下,这会让自己的眼界开阔很多,更上一个台阶。

Q:你年轻时的梦想现在都实现了吗?

A:我觉得基本上都实现了。我不是一个常常有梦想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对得起朋友,这就好了。对得起自己的概念,是要在精神上富足,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我最大的满足就是在我30岁的时候,已经游历了许多国家,经历了很多事情。

Q:为了心中的梦想,你做过哪些选择?

A:我很庆幸选择了自己没有在家人的呵护下生活,自由让青春无比精彩。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这些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Q:在现在的职业生涯中,你还有哪些重要的抉择?

A:前段时间,我说服我的合伙人做了一只新基金。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在熊市下,我们必须反省投资机构那种赌博式的行为,我们必须研究策略,做投资机构的创新。为什么有的钱急着进去又急着出来?因为那是热钱。这些热钱,对中国的经济、企业都是有伤害的。我们现在要找的是温和的钱,而不是热钱――这些钱希望是低风险,而回报要求不是很高。同时,这不仅跟钱的“性”(性质)有关系,还跟“心”有关,那就是这些钱必须有共识――有一颗中国心,不能对我们的经济体有伤害。而我们,可以依据在国内市场的丰富经验,不仅投钱,而且介入管理。我们希望和祖国一起稳健地抓住这次机遇来寻求发展。

Q:你的青春如此多彩,你对孩子有什么希望?

A:我的女儿现在4岁,非常有个性,老练、成熟,独立思考能力极强,在哪里都是领导。我非常喜欢她,很享受孩子成长的过程。为此,在过去有一年,我甚至把工作都停下来,在澳洲陪伴着我的孩子。我重视孩子的教育,积极地培养她的兴趣,但也不苛求她成名成家。

要有一颗豁达的心吴遐

Question =《沪港经济》记者

Answer = 虞国方

Q:青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必经阶段,难免会遇到挫折,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A:挫折当然是有的。当时在国有企业,我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各方面待遇丰厚。从国有企业出来以后,一切都从零开始,从总经理一下子变成了一家外企的咨询顾问,心理上落差很大。可是,当时我需要一个更自由的舞台。我选择了跳出国企,就已经做好准备,放平心态去面对挫折。问题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心态的调整极其重要。

Q:青年时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做怎样的选择?

A:我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经过系统的基础理论学习,那个时代是不尊重知识的时代。在基本功上的欠缺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所以我在工作中就扬自己所长――我的社会阅历和公共资源比较丰富,我就尽量做一些统筹的工作,少碰一些太专业的东西。从选择的角度看,必然是有所得而有所失,自己把握好心态,就不存在很大的遗憾。

Q:你从国企出来,去了英国企业,有没有发生过文化上的冲突?

A:我去了那家英国企业后,从事的工作就是嫁接中西方文化。在那里,我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共同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Q:你曾做过的最重要选择是什么?对你今后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A:从那家英国企业出来,我创建了自己的企业。1997年,我的公司从原来的纯商业营销转移到会展服务,再延伸到信息咨询和交流。当时全国文化友谊交流会有一个大型项目需要上海方面来组织,我就参与招标,结果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项目。通过这样一个临时的活动,我察觉到会展这个业态的发展远景。所以我果断地把企业主营向会展服务方向转移,结果越做越大。

Q:你青年时代就去欧洲巡演,是较早接触外面世界的人,那时候去欧洲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A:欧洲人对生活乐观的态度、工作上的严谨,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在街边,你常会看到穿戴整齐拉小提琴的人,他们完全没有乞讨者的卑微,只是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音乐之中。

Q:你青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回头看看,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A:那时我想做一个音乐家。当时社会环境对艺术重视不够,搞艺术的没有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也很差,所以后来我转向了商业。进入商业圈后,我就想做一个企业家。我工农兵学商都干过,虽然道路不怎么曲折,可是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可以站在很多角度想问题。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挺正确的――音乐也没有放弃,现在每隔半个月我都会去听一场音乐会,作为一种爱好,音乐很好地帮助我调整心态。

Q:从青春时代一路走来,你最重要的人生智慧是什么?

A:凡事我都会去寻找一种平衡,常常会换位思考一些问题。中国有句古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保持一种达观的心态,也是保持年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