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也有“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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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亲历的大众文化是每时每刻环绕周围的生活现实：购物广场、时装、汽车、化妆品、麦当劳、牛仔裤、动漫影视、商业广告、时尚杂志¡¬¡¬在社会意识形态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和问题之所在，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人士必须思考的。譬如，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从何而来？是ˬ决定大众文化的面貌？社会文化与国民素质在大众文化氛围中是提高或是降低了？大众文化对治理秩序起什么作用？

【“雅”、“俗”之辩】

在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上，“雅”与“俗”的问题常被拿来讨论。所谓“雅”与“俗”，本是一个审美形态与审美评价标准问题。“俗”其实是相对“雅”而言的，有时“俗”与“雅”判然有别，但如果发展到极致，则“大俗”与“大雅”不但可以共存，甚至也有相互转换的可能。当时有外媒解读这又是一场新道德运动。我认为此种解读未必精准，但大体上看，是社会机制出了问题。这里不妨作一些考量：

第一，凡是对中国当下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有所体察和思考的人都不难发现，由于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必然包含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和探索，换句话说，“雅”中有危险性因素存在，因而在思想、言论空间远未实现多元和自由的时候，在铺砌“雅”文化的路径上，尽可能减弱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便是一项“重要任务”。另外一种对“雅”文化的消解方式，就是以大众文化的面貌改造严肃文化，在公共传播中不断挤压思想文化的“雅”空间。以“俗”冲“雅”，在大众文化的“娱乐”中实现“愚乐”，这是很有效的策略。笔者前不久看了一部德国人拍摄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政论记录片，长达近10个小时，Ô¬是在德国公共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这在我们的电视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二，大众文化中所谓的“俗”本是很“安全”的，从“恭喜发财”到“选美”、从美食广场到时尚杂志，对主流意识没有任何挑战性。但还是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现实中的中国遇到种种问题时，在一片“俗”声中，便无法不夹杂着嘲弄与反叛、讽刺与怨恨的声调，更无法避免成为底层社会宣泄郁闷、贬损权贵、嘲弄体制的渠道之一。这些语调、声音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那么舒服，但又难以上升到什么政治高度。当这种“俗”中的嘲弄与反叛到了无处不在的时候，整顿就成了一种必要的选择。

其实，所谓“三俗”各有其源头，在现实中更是各有其主要形态。“低俗”Ô¬是大众文化中必然存在的要素之一，“低”是自然的产物，人为地拔“高”是不可能的；而“庸俗”是属于人的素质与精神境界的问题，也是长在人身上的一种人性的弱点，再高尚的人可能也有某个庸俗的念头或瞬间；而“媚俗”则更多的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和现实选择，突出的是媚态与功利心。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大众文化中的低俗还是人性中的弱点，“俗”本身不是罪，你可以不喜欢，可以不跟从，但不可以强制的力量来消灭。

【保存文化的个性：以粤方言为例】

中国的大众文化若要在全球化和主流观点的夹击中保留自己的个性化空间，方言文化的保存将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前两年，在广州引发的一场被称作“粤语保卫战”的风波，为何在全国不少媒体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什么减少电视方言频道中的方言播出时段，恰好是由地方政Ь提出？这事虽然无关衣食住行之类的具体民生，却是大众文化中的“大事”。保留以方言播出的频道或节目时段，既是现实生活所必需的，更是由文化传统的地方性价值观念决定的。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地方方言提供了有限的抵御文化同化等大一统趋势的语言根基。

就粤语而言，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已¾¬使其Ô¬来无比茂盛纷披的语言枝干日渐萎缩，过去我们从小熟习的语汇、表述方式等，许多已成为语言的化石；过去是作为省城的广州的粤语领导着潮流，曾几何时，我们变得要从香港同胞的嘴里“接受再教育”，重新“捡”回那些已¾¬消失的语言。粤语的命运又与岭南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岭南的戏曲、音乐文化就不用说了，岭南的饮食文化、历史老城区文化、岭南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的联系等，无一不是以粤语为交流、传播的基本载体。在广州城市日新月异、文化旧貌急剧变为商业新颜的景观中，粤语几乎成了地方文化的最后立身之处。

另外，作为地道的、¾¬历过“”和知青生活的广州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是粤语使我们在大一统的主流话语之外，保持了一个特定的语言空间。有些广州人始终觉得自己和主流话语之间有一种距离感，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广州靠近港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读中学时，收听香港的粤语电台是常见之举。之前我写过很多关于老广州记忆的文章，其中就谈到了70年代的学生、知青中流传的粤语流行语，把这些词汇梳理下来，会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与生活态度。粤语的强大生命力与广东地处祖国最南端，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心态有关，是与大一统的文化观迥然有异的一种地方文化性格。正因如此，粤语具备了很多一般地方方言所不太具备的文化因素，这在此次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过去曾¾¬处于不断萎缩之中的地方方言，今天有可能需要重新扶持，重新作为地方文化的语言载体而受到保护；过去曾¾¬把地方语言看作是推行大一统文化之障°¬的文化激进主义观念，在今天应该被多元文化共同依存与共同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所纠正；过去以公权力为主导的地方文化政策，在今天争取早日实现民主的政治语境中，应被以公民意愿为中心的文化政策所纠正。若是这样的话，大众文化在发展的同时，就仍可保持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可能，减少文化的统一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争取实现“文化公民权”】

“文化公民权”本是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却很少被我们提及。“文化公民权”与“政治公民权”和“¾¬济公民权”的区别在于，它关注的是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普适性，促使主流社会对差异性文化的承认与尊重。可以认为，这三种权利是相互连结和依赖的，也就是说，政治参与、¾¬济发展和文化塑造之间是相互倚赖的――而这种关系不正是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寻求重建大众文化秩序的内在动力所必备的吗？

在这种文化公民权中包含有几个核心价值：第一，公民的自由权利。例如，每位公民选择文化产品的自由权利，自由地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公共文化政策，对关于社会公共文化生产的知情权、监督权与参与决策权，在所有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利益冲突中保持公民“自由权”的普适性和在程序中的优先权等。第二，以法治保障上述自由权利的实现，在文化的发展中建立相关的受法律保护的社会机制，使社会管理者无法以各种意识形态的理由剥夺文化生产的创作自由与实施自由。第三，以“文化公民权”促进“政治公民权”的实现，通过文化生产与事件不断扩大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推动社会管理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推动从实现“文化公民权”到实现“政治公民权”的有益探索。

总之，必须在建设公民社会的价值理想中探索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只有在现代民主生活中才能使大众文化的正面价值得以实现。人们常说行动改变生存，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进行与建设公民社会同步的行动，是改造大众文化的应取途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