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农商并重”政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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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一直占支配地位，而元朝却敢于破除传统，实行农商并重政策。主要体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大力发展商业。这一政策促进了元代社会经济发展，对以后乃至今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元代；农商并重；影响

中图分类号：F0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26-02

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思想和政策长期占支配地位，而重农抑商却是历代封建王朝长期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元朝尽管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大胆冲击传统，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农商并重政策，产生了明显而又积极的成效。有关元代经济的研究已较广泛深入，但多注重某一方面。本文拟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农、商两方面浅析元代经济概况，以探索元代“农商并重”政策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的影响。

一、恢复和发展农业

元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

1.设立专职农业管理机构。先后设立劝农官、司农司等官职，“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 （《元史·食货志一·农桑》卷93） 。还颁行农桑制度，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派劝农使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把其作为官员政绩好坏的标志，实行赏罚。

2.颁布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命令。（1）保护农田，限制抑良为奴。如“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 （《元史·食货志一·农桑》卷93）。大规模整顿户籍，将被非法占为奴隶的人按籍追出，编籍为民。（2）招集逃亡，鼓励开荒。如“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 （《元史·世祖十二》卷15）；（3）编农书，颁行全国。“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 （《元史·食货志一·农桑》卷93）。（4）减免租税。如“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 （《元史·世祖六》卷9）。

3.实行军民屯田。“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屯田》卷100）。

4.兴修水利。“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史·河渠一》卷64）。

5.设立粮仓、常平仓。还大力推广棉花、桑枣等作物生产，“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元史·食货志一·农桑》卷93），置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元史·世祖十二》卷15）。

二、大力发展商业

元朝多措并举发展商业。

1.交通运输业。（1）海运。开辟海运航线，形成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运输格局。自刘家港开洋，“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史·食货志一·海运》卷93）。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节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大学衍义补》）。海运刺激着沿海造船业发展，造船技术也有提高。（2）内河航运。先后开通济州河等三条运河，贯通南北大运河，实现河、海联运，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有很大作用。

2.交通制度。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驿站的广泛建立，增进了各地水陆交通。 “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史·兵志四》卷101）。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有利于把东西交通的疆界扫除，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削平，东西方交往开始频繁，距离缩短，中国火药、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药品、织造品等也输入中国。当然，元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路贸易。

3.商品交换和流通。元朝币制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 是年十月，又以银为本，印造发行中统钞。中统钞为惟一法定通货，通行全国。后虽几次变更钞法，但终元之世，只有中统钞、至元钞作为纸币，并行流通（《元史·食货志一·钞法》卷93）。元朝纸币制度较为成熟和完善，详细规定了纸币制作、发行、流通以及伪造的处理方法。

4.贸易政策。重视商业，对商业管控较松。（1）“重利诱商贾”，对商人采取轻税政策，商税一再减免，“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甚至“置而不税” （《元史·食货志二·商税》卷94）。（2）开放贸易，积极招徕。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元史·食货志二·市舶》卷94）“（至治）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无论水陆均“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食货志二·市舶》卷94）。（3）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及其家小，甚至给予“除免杂役”的优待（《元典章·户部八》卷22《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二条》）。 （4）视海外贸易为“军国之所资”（《元史·贾昔剌传》卷169）。设市舶司，“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元史·世祖纪一二》卷15），市舶所入黄金占元前期“岁入之数”的六分之一强，到泰定帝时，舶税收入为全国包银岁额11万锭的数倍[1]（《元史》卷175）。

农商并举政策使农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1.农业。（1）人口增加。据统计，元初全国有5 000多万口，1293年高达7 000多万口。（2）农作物产量提高。如江浙行省年产粮4 494 783万石，占元代岁入粮数的三分之一强（《元史·食货志一·税粮》卷93），是当时农产量最高的地区。（3）新作物推广。当时大半个中国已普遍种植棉花。（4）畜牧业兴盛。“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三·马政》卷100），羊马皮毛等大宗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2.商业。交通运输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兴盛。如陆路交通干线上的北方重要城市，集中着大批汉人和西域商人，西南大城市则将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纳入了全国商业网。沿海城市有许多外国商人侨居，元朝商民也有不少侨居在南海诸国。中国商业据点也设置到东南亚等地。元代海外贸易东至日本，西达非洲海岸，十分活跃[2]。商业发展使商税逐年大幅增长。从1270—1288年不到20年，国内商税增长了10倍（《元史·食货志二·商税》卷94）。进口品主为原料，出口品主是手工业制品，反映了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文化中的先进地位。

当然，元代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繁荣并非商品生产发达所致，并带有一定畸形。流通商品较多的是奢侈品，商品流通也常带物物交换性。虽然有海外贸易，但以贩运奢侈品为主，且大多为官府所控制，对外贸易难发展，社会意义有限。发展商业主要是为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服务。但元代统治者能以巨大的胆略和勇气，冲破历史禁锢，实行农商并重，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打下了坚实基础，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87.

[2] 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戴树英，等，译.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1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