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的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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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子人不大明白什么叫品牌。他们心目中的商业信誉完全凝聚在高悬于店铺门面之上的那块牌匾里，那叫字号，生意人看得比命都金贵。

光绪庚子年，北京城里闹八国联军。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前门外大栅栏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三千多家商号的铺面连同祖传的牌匾化为灰烬，唯独路南一家药铺的老匾被一个小伙计拼着性命摘下来，藏在后院的杂货堆里躲过一劫。大火过后，老掌柜含着泪接过小伙计抱在怀里的老匾，那上面的三个金字完好无损——“同仁堂”，落款是康熙八年己酉。重张开业的时候老匾被重新高高挂起，一挂又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66年。

许多老北京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大栅栏街南那扇与众不同的下洼门。门上悬“乐家老铺”的横匾，推开店门抬头看，“同仁堂”黑漆老匾就高挂在店堂正中，金色的大字闪烁着沉稳的光泽。左有“琼藻新栽”，右写“灵兰秘授”。一字柜台内的正面是一扇屏风，两侧整齐摆放着几排大瓷药罐子，罐子上醒目地写着各种中成药名称——牛黄清心丸、防风通圣丸、苏合香丸等等数以百计。高高的饮片柜台后是巨大的药斗柜，一个个小抽屉上整齐地标明饮片名——银花、连翘、生地、甘草……柜前的师傅手持药等子有条不紊地拉动抽屉忙活着抓药，之后一转身，准确而均匀地分装在柜台上摆好的一排白纸上。大查柜逐味核对无误后把印着功能主治的小票放进小包里，然后包成上尖小方的一个大包，这就是俗话说的“一口印”。店堂里药香四溢，充盈着古朴优雅的气息；收款台算盘噼啪作响，仿佛传递着来自古代的声音。

同仁堂乐家老铺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中药铺。乐家的老祖宗乐良才和许多老北京的祖先一样，是永乐年间随着明朝迁都从江南来到北京落户的。他当时只是走街串巷的铃医，手摇串铃行走于京城的胡同街巷之间，凭借着简便、速效的医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几代人下来，乐家不仅融进了这座北方的都城，而且成了享誉四九城的名医。到了曾孙子乐显扬，凭借着祖传医术和自己的悟性当上了朝廷的太医院吏目，结束了几代游方郎中的生涯。这时已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朝廷是大清的了。

秉性朴诚的乐显扬并没有靠着太医院混入仕途。在他看来，“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家传的手艺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乐显扬广读方书，精研医术，他制作的丸、散、膏、丹谨遵炮制之规，必求道地药材，靠着显著的疗效在朝廷内外享有盛誉。康熙八年，阅尽千帆的乐显扬开设了一间药室，请人刻了那块“同仁堂”的牌匾，以彰显自己“公而雅”的心志。到了康熙四十一年，他的三儿子乐凤鸣继承父业，在前门大栅栏路南挑起了同仁堂药铺的字号。

药铺创建伊始，乐凤鸣整整花了五年的功夫编纂成了堪称经典的《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不仅记载了乐家的祖传秘方，还收录了宫廷秘方、古方和民间验方等总计三百六十多个。更可贵的是，书中明确了同仁堂独特的经营理念，“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句话铭刻在每一个同仁堂人的骨子里，支撑着这家老药铺历经多少次天灾人祸和战乱滋扰，在风风雨雨里绵延了三百多个春秋。

有人说同仁堂的罔替不衰是仰仗了清宫的支持。这话说的有些道理。封建时代京城里的买卖人连个开茶馆的都知道“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重要”，何况开药铺的呢？大商户要想生意做得安稳踏实怎么能没有朝廷做靠山？同仁堂也确实靠的是供奉御药房而发的家。而且在极度艰难的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出面挽救同仁堂于水火之中。就比如乾隆十八年，同仁堂遭受火灾，当时老铺主病故，小铺主年幼，全部资产还不够还债的。就在乐氏一门孤寡穷途末路之时，乾隆皇帝亲自“垂怜”，不但赏赐了维持生计的钱粮，还命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同仁堂”的烂摊子，并且规定“同仁堂”这块牌匾不能更换。到了清朝末年乐家第十世的时候，同仁堂的官商特性更是登峰造极。乐平泉不仅广交王侯贵戚和各衙门的官吏，甚至还在光绪四年出钱捐了个二品典封，受赏顶戴花翎，成了和巡抚同级的红顶商人。没有官府的支持，同仁堂难以度过那么多次内外倾轨、子孙不肖和经营不善。

不过话又说回来，同仁堂的药若是没有独到的功效，皇家和官府也不会如此青睐。毕竟药不同于其他商品，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皇亲国戚们更惜命。

同仁堂是以丸、散、膏、丹等中成药著称于世的。至于配方，有些是乐氏家传，但大部分来自于医学典籍、民间验方和清宫太医院。俗话说：“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同仁堂的药之所以与众不同，往往在于计量独特和选料实在。

比如活络丹本是明代古方。但原方配伍主次不明，君臣佐使含糊不清。同仁堂根据中药配伍原则对各味药量进行了调整，大幅度提高了疗效，成了治疗风湿痹症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同仁堂的白凤丸，是综合了三本医书的三个方剂调配而成的，药性平和，不燥不寒，不愧为治疗妇女气血两亏的圣药。

说到选料，那更是同仁堂的杀手锏。同仁堂一贯以拣选上等道地药材闻名。名贵药材如牛黄、犀角等挑选起来丝毫不苟，即便是很普通的药材，也要做到选料精道，从不坑人。比如大黄，只选最磁实的进，带泡的一律不用。就连做蜜丸辅料的蜂蜜也都来自专门的蜜行。这就叫“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乐氏祖训认为，所谓古方无效的说法，必是由于“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而相比之下，其他药铺根本不重视这些细节，甚至琢磨出用糖稀代替蜂蜜的“窍门儿”，为的是能偷偷省俩钱。

同仁堂的制药过程更是不惜工本。水丸和蜜丸必依古法炮制，蒸、炒、煅、烫、炙、浸、水、飞等四十多道烦琐工序没有一丁点儿马虎。所用的细料如牛黄、羚羊角等必依古法放足分量。而且制成之后还要封好存放一两年才能出售，为的是去净燥气，让药味更纯，这样药效才更好。其间积压的成本，也就由药店承担了。这就叫“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上世纪五十年代，同仁堂药库里清理出一批清朝末年生产的苏合香丸和再造丸，打开蜡壳以后依然药香浓郁，色泽如初。同仁堂的子孙就是凭着这份踏实和耐性一代代经营着这块老字号。

讲起经营，同仁堂在迎合了皇家和官府需求的同时，也从没忘了平民百姓。每到会试之期向各地进京备考的举子赠送应季成药是同仁堂传承了几百年的规矩。这不但在全国扬了善名，还为日后培养了一大批高端消费者。对于穷人，每年夏天舍预防中暑的小药那是惯例。不仅如此，当年北京城每年要清理一次城沟，是同仁堂出资在各个城门开沟的地方挂上一排明亮的“沟灯”，为的是让走夜路的百姓不至于摔着碰着。当然，那高高挂起的大灯笼上少不了“同仁堂”三个大字。

与其说同仁堂经营的是药品，到不如说同仁堂经营的是一种“养生”的文化，一种“济世”的气脉。这气脉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流贯至今，虽历尽坎坷却从未中断过。

给顾客配一分钱药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顾客要买4克天仙藤，而当时这4克药只值4厘钱，老店员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给包好了10克，说明用法后只收了顾客一分钱。

老字号上那沉稳的金字正是靠着这无数次让人舒坦的一分钱生意捶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