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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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曾刊登过这么一则故事：

为了解决有人在巷口乱倒垃圾的问题，管事的人在那里写了一句话：“请不要乱倒垃圾”，但垃圾还是倒了一堆。

于是，第二天那行字换成“此处禁止乱倒垃圾”，但垃圾还是倒了一堆。

第三天那行字改为：“乱倒垃圾者罚款5元”，垃圾还是倒了一堆。第四天，罚金提高了：“此处倒垃圾者罚100元”，垃圾还是倒了一堆。

第五天，写字的人使出了杀手锏：“此处倒垃圾，全家死光光”！到第六天，垃圾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写到这里，故事的作者感叹道：我们的邻居既不认道德，又不睬权威，也不在乎法制，却被迷信收服了！

“我们的邻居”真的是被迷信收服的么？

我认为不是！虽然是“全家死光光”的咒语起了作用，“邻居”们对这种警世“谶言”确实也有所畏惧，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换成“此处倒垃圾者死！”结果恐怕还是“垃圾还是倒了一堆”。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们对所谓命运的神真的充满敬畏，但只有在“全家”面临威胁的时候，“迷信”才会起作用，真正让中国人在乎的是“全家”的价值。

这种情况在我们从网上或手机收到垃圾信息时经常得到检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多次收到这种带毒咒的短信或网友留言，说发信者收到了别人发来的什么垃圾短信之类的东西，要求她（或他――据说，这种信息基本上是女孩子转发的）转发给20个人，并且说如果不转发，她的家人，特别是父母就会有什么灾难，所以她没有办法，只好把这样的东西也转给他人。往往这些转发者还要明确表示不信这些东西，但如果毒咒只针对她自己也就算了，既然说到她父母家人，她只好屈从了。

也就是说，迷信的威力通常不会因为我们个人而产生，而只有在我们的家庭整体或者处于家庭领导地位的父母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恐惧和压力才会形成。实际上，道德、法律、权威等等也并非不管用，只要它们能对我们的家庭整体的利益产生类似影响，也将产生同样的效果。

中国人的安全感主要来自家庭，我们的最高利益是家庭的利益，回到家庭，回到父母亲人身边，我们的心灵就能找到归宿和寄托。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拼死去加以维护。只要我们是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什么行为都是符合道德的。

当然，父母和家庭以外的人也是可以信赖和依赖的，但只有在这些人成为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人时才有可能，只有血缘关系和类似血缘关系，才能给我们安全感。

显然，这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小农社会的结果。在小农社会里，我们只生存在家庭和家族组成的共同体之中，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只是家庭和家族自己的事情，我们只能依赖和依靠父母亲人。不仅物质生活资料要在父母领导下取得，而且父母亲情也带给我们全部的精神寄托，所以，血缘关系不仅是我们安全感的源泉，也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根本和核心，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小农社会里，强权以及与强权相关的法制和道德当然常常也是令人畏惧的，但是，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国家只是放大了的家庭，皇帝和父亲具有十分相似的性质，他往往也是努力用父亲一样的方式对待臣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不管怎样坏，总是人们可以预期和想象的。而只有来自自然的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力量则是更可怕的：干旱、洪水、雷电、地震等等，它们为什么会来、什么时候会来、来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从来都无从得知，它们很容易被我们想象为一种掌控我们生存权的鬼神魔怪。如果你预言说这些力量会袭击我们所能依靠的家庭和家族，那么即使我们知道这种预言不一定能够兑现，但毕竟至少它会引起我们对那种灾难的想象，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因此我们还产生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念。是的，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我们是如此软弱、渺小，我们通常只是以家庭、家族去应对各种风险，所以，即使我们能够得到安全感，这样的安全也是不彻底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抵挡大自然的邪恶力量，对可能随时出现的这种邪恶力量，我们无法消除恐惧感。而当我们的文化把它的出现解释为因果报应，把各种天灾人祸都说成是作恶的结果，并且这种观念成为我们的道德观念的一部分的时候，“全家死光光”当然就会在我们中国人的内心里成为最高等级的警诫和威胁。

经历了几千年以后，当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已经沉积在我们的血液中，形成为文化，那么，即使我们知道科学可以说服我们形成抵御和克服这种文化的理性，但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它还有它自己的惯性，让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信息侵扰时，首先还是会本能地引感的波动，即使理性会阻拦这种情感的膨胀；加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建立了科学的理性的，而且，即使科学理性建立起来了，也不一定能够立即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情感寄托方式。所以，在我们逐步告别传统社会的时候，我们所敬畏的、在乎的东西虽然已经在变化，但这个变化还是相当缓慢的，真正与科学理性一致的情感、心理和价值取向，还需要我们逐步培养和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