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陷阱中的日本:另一个“失去的十年”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高收入陷阱中的日本:另一个“失去的十年”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日本“失去的十年”(1991～2000)中,政府通过财政扩张保护了岌岌可危的实体经济。然而,当日本经历了痛苦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财政调整和企业倒闭后,却发现新世纪只是它另一个“失去的十年”的开始。

与泡沫破灭期不一样,从2001年至今可以定义为日本的高收入陷阱时期。虽然这段时间日本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方面的特征继承自泡沫崩溃时代,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更多的原因来自第一个“失去的十年”积累的遗留问题,以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变化。

高收入陷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增长乏力,从泡沫破灭开始的1990年到全球危机前2008年的19年间,日本实际GDP只增长了25%,明显落后于其它同处高收入俱乐部的欧美经济体。

一方面,泡沫破灭后日本的人口红利期宣告结束,劳动力供给降低导致了实际生产中的劳动力雇佣量收缩。另一方面,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和中国等经济体的相继开放和经济起飞,不仅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理想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场所,也对日本产品的产能和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挑战。随着日本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和周边经济体的加速发展,日本将更多实体产业转移到海外,减缓了国内资本存量的提升。要素投入降低再加上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技术水平,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然而,增长乏力只是结果,其因素很多,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什么因素制约了日本经济发展?日本又如何突破高收入陷阱?

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在新世纪对日本经济的交错作用及相互关联,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泥潭。

日本老了

日本的老龄化是非常复杂而长期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了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和成本,还导致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并影响了日本的财政收支结构。这是高收入陷阱中日本的根本特征,它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连锁反应。

纯粹从人口结构方面考虑,日本的劳动力占比从1990年泡沫破灭后就开始逐步下降。首先,以2005年为界,日本人口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日本总人口也开始收缩,这个趋势即使在日本施行了大量的鼓励生育的措施后也没有改变。其次,与其它发达国家一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人均寿命逐步上升,现在的日本已经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再次,与美、英、德国不同,日本和中国一样,净移民非常低。考虑到日本社会的特点,这个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难以改变,这意味着日本不能通过境外移民改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考虑到目前日本人口年龄结构中前低后高的分布,未来日本将面临的是一个匀速老龄化的过程。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日本人的年龄中位数在2015年将超过德国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首位,并于2050年达到55.1岁。

这种趋势下,日本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足,而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和累进的工资传统下,延长退休年限是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除此之外,老龄化还加速了日本本土产业空洞化,虽然日本的工资水平在高收入陷阱的十年中停滞不前,但其劳动力成本在亚洲甚至是全球都处于高位。这一方面导致日本第二产业和某些产业中的低附加值环节向海外转移,另一方面使日本本土经济不得不更依赖不断扩张的第三产业。

除了劳动力紧缺外,老龄化还导致新增资本所需的资金紧缺。老龄人口较低的储蓄倾向压低了日本整体的储蓄水平,令投资缺乏资金支持:从泡沫破灭的1991年开始,日本的总储蓄水平占GDP的比重下降12%,在产业空洞和储蓄下行的压制下,投资占比更下降了12.5%。

除了人口结构外,日本的企业制度也老了,难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企业制度具有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等特点。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效率低的企业,扼杀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发展。同时,由于企业相当大部分的股票为法人股份,使股票市场通过“用脚投票”方式对企业形成的监督功能丧失。在主银行体制(指特定企业和特定银行间所建立的长期交易关系。每家企业都有对应的一家银行,称为“主银行”)下,由于主银行不仅是企业的大股东,而且与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包括借贷关系、相互持股关系、对企业进行监控以及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与外部市场隔离开来,导致企业的经营效率下降。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内部治理制度不仅导致了管理者官僚化倾向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衰减,也导致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

财政困境

除了实体经济层面外,日本的老龄化导致的不利影响还严重制约了本已困难重重的财政调整。由于泡沫治理导致的债务迁移,日本公共债务率已经位居全球发达国家之首。

老龄化导致的储蓄率下降对财政最直接的威胁在于存量债务的展期压力越来越大。从债务期限结构上看,日本国债在高负债的发达国家中平均到期期限较短,考虑到日本极高的负债率和较高的财政赤字水平,日本每年的公共部门再融资的压力都非常大,而且这些融资需求中的赤字部分很大程度上会沉淀为新债务,令日本的财政雪上加霜。

从资金通道分析,由于日本的公共债务65%以上都是由本国金融机构直接持有的,而其中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日本家庭部门在这些机构中的各类储蓄,包括存款、养老金和社保资金等等。虽然今年第二季度日本的新增存款再创新高,但这并不能逆转日本储蓄规模下降的大趋势,而总储蓄水平降低将使日本国债的展期越来越困难。仅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日本公共部门的融资需求占GDP的比例就高达79%。

长期来看,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下,由于高龄人口社会保障,特别是老人医疗费的迅速增加,社保支出已成为日本财政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可以说,日本财政的主要压力除了来自低利率保护下的政府债务展期外,更多的还是来自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基础财政平衡的恶化。剔除债务收支后,日本的财政赤字从2007年开始进入恶化周期。虽然2009年的高赤字有金融危机的临时因素,但日本为了治理泡沫和重振经济而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赤字不可能在未来短期内逆转。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增长阶段变化、政府职能调整和人口年龄结构是驱动日本基础性财政收支结构变动的三大动力。

首先,1965至1985年的20年间,受益于实体经济高速增长,社保收入上升、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和公司所得税率提升是日本财政收入占比增加的主要来源。其后20年,随着泡沫的积累以及破灭,日本开征了增值税与消费税,以抵消个税与公司税下跌的,而社保收入增长比较很慢(见图1)。

其次,随着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转换―由追赶期工业化的直接参与者,到转型期结构调整的指导者,再到泡沫破灭后积极的政策干预者―日本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不断提高。

最后,与其它G7成员国相比,日本过去近半个世纪中老龄率的增长幅度是最大的。得益于良好的财政制度,日本在财政支出的运用效率方面明显高于其它G7成员,同时也是G7中唯一财政支出增长低于老年率提高的成员国。即使如此,日本的老龄化仍然直接抬升了养老金支出占比。另外,由于医疗水平提高和老年人口医疗支出增加,日本医疗保障支出GDP之比也提高了5个百分点。

可以说,日本的后泡沫时期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和政府持续财政刺激导致了庞大的公共债务积累,而以上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结构性财政收支的赤字常态。这两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高收入陷阱中日本的财政困境。由于这种困境的根源来自长期的积累和基本面因素的恶化,日本要摆脱这种困境所需要的财政整固(Fiscal Consolidation)非常困难。无论是为了降低赤字水平还是负债率,日本在G7成员中涉及的基础性财政调整压力都是最大的。从2007年开始,日本的公共负债率和政府净负债率都加速上升,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的财政赤字显著提高。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没有国家在不进行债务重组或者财政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完成如此大幅度的调整:为了使公共负债率不再提高,日本在2011年必须基本实现财政平衡;而为了在2030年将公共负债率降到60%,日本甚至要保持连续20年的财政盈余,这对目前的日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另外,通过通货膨胀降低债务负担的做法也不适合日本这种长期面临通缩威胁的经济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公共债务扩张的时期,其新增国债大部分都是由国内投资者吸收的,即使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债的境外债权人持有比例也没有超过8%,这也是目前看来,高负债高赤字的日本对海外游资抵抗力较强和债务风险较低的主要原因。

流动性机制失调

高收入陷阱中各层次的因素是环环相扣的。在低利率环境下逐渐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成为了压制日本利率上涨的重要力量。目前即使是40年期的日本国债,到期收益率也只有2%,占日本GDP224%的日本公共债务平均到期收益率只有0.64%,就像资产负债表中的无风险现金等价物。

极低的收益率下,日本虽然有最高的公共负债率,利息偿付压力却是高负债发达国家中最小的。但这掩盖不了日本财政支出对利率水平极强的敏感性:考虑到日本国债较低的平均到期年限,可以认为只要平均利率水平上升1%,日本财政将增加相当于GDP2.3%左右的利息支付负担,这会严重地恶化日本已经很高的财政赤字。

长期被压制的利率导致日本的货币政策传统工具失效。从2001年2月开始,日本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经济,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开始执行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利率已降无可降的情况下,这种“直升机撒钱”的行为对日本经济来说无疑于饮鸩止渴,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让日本避免了严重通缩,但更暴露了日本流动性输出渠道和传导路径的失调。

与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类似,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日本金融体系在进入新世纪后,无论是信贷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缺乏恢复信贷活动的动力,这导致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失效。日本大量投放的基础货币都停留在银行体系内,量化宽松时期M1飞涨增速而M2却增长乏力,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其一,量化宽松政策执行之初,日本企业拥有大量表外非经营性资产,这令日本企业没有通过借款进行再杠杆化(Re-leverage)的空间。表外非经营性资产受资产价格下跌拖累,而表外负债导致日本企业在经营性资产ROE远高于真实信贷利率的时候,仍没有能力借债完成再杠杆化。与资产负债表衰退期不同,这时日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并非是由利润最大化变为债务最小化,它们不敢做资本开支也并非因为对实际需求没信心,而是因为其表外非经营性资产价格下跌拖累了整体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空间。其二,即使经过了政府保救和破产处理后,日本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仍然有很多不良资产,且长时间没有被剥离或处理掉。即使当时的融资成本极低,银行也不愿意放贷,而是将大部分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以国债或超储的形式储藏起来,没有形成真实信贷。因此,直至日本政府2003年中期开始加速清理银行的毒瘤资产和股市出现反弹后,也就是表外非经营性资产对杠杆形成了良性正循环后,量化宽松政策才开始发挥作用。另外,这种长期的量化宽松导致日本央行的资产规模臃肿,严重制约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日本进一步量化宽松应对危机的区间(见图2)。

日式均衡:

出口依赖与流动性输出

老龄化、财政困境和流动性机制失调这些问题将日本带入了一个悖论中―要走出高收入陷阱只有依靠经济增长,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共同作用却将日本拉入了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以公共负债率为例,要日本摆脱低利率的流动性陷阱,就必须降低负债水平,而其中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提振经济增长:只要年均3%的经济增长,并辅以占3%GDP比例的年均赤字降幅,日本的公共负债率就可以保持不变;而在危机前2%的增长水平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日本赤字每年必须压缩的幅度要达到GDP的6%以上。显然后者在老龄化的压力下难度要远大于前者(见图3)。

同样作为全球经济中主要的顺差制造者,日本、德国和中国选择的汇率均衡策略完全不同。在21世纪,低利率环境下为了平抑顺差导致的升值压力而被迫向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逐步成为日本经济对外平衡的主要特征。而德国则用欧元区对外贸易的整体平衡掩盖自身的长期贸易盈余,也可以说南欧国家的贸易逆差被北欧贸易强国的顺差抵消。这使得德国在长期贸易盈余的情况下,欧元也不会大幅升值。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是东亚贸易模式进化的结果。由于东亚金融体系的区域一体化仍然很弱,而且中国基本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在结售汇制度下,中国的外贸顺差和FDI流入一起累积为庞大的外汇储备。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更多地体现为管制下的均衡。

除了直接贸易外,东亚在日本经济战略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首先,亚洲,特别是中国,逐渐成为日本日益重要的出口市场。其次,日本的很多产品是通过亚洲其它国家加工生产后再出口的,这些收入以利润的方式汇入日本,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后,几乎所有的东亚经济体都再次转回对外贸易驱动的老路;在他们建立起来的亚洲工厂中,日本更像一个技术部门和资金提供者,掌握了品牌和专利,并依靠在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创造利润。

由于前述的各种制约日本国内供需的因素难以逆转,要实现经济增长,摆脱高收入陷阱,日本唯一的出路在于重振出口,并且更加依赖整个东亚区域的需求,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从2001年开始,日本不高的经济增长中对出口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日本出口占GDP的比例也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得益于2003年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逐步修复,对外输出复苏也带动了日本的国内经济。但2007和2008年开始,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萧条,通货紧缩重现,日本经济一度陷入停滞。2008年日本1.8%的经济增长中有1.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