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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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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13日,肃杀的气息,开始笼罩着大清的皇都。北京的城墙依然巍峨气派,但它正面临着倾覆的忧患。将近正午的时候,在北城墙的安定门,慢慢打开了一道缝隙。清政府刚刚许诺将此门让出,英国人抢先一步进入城内,随后而至的法军,也使国旗飘扬在了北京的城头。就这样,不费一枪一炮,英法联军攻破了这座。

“天朝”的颜面

1860年,直到欧洲人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痴迷。“天朝”之外,皆为蛮夷,海外番国,均系臣属。高高在上,中国的皇帝则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称臣。觐见“天朝”皇帝时,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为辞令,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礼仪规定行叩拜大礼,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谦恭”。

因而,1860年,当英法两国远道而来,提出开放贸易、觐见皇帝、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京城派驻使馆等一些要求时,他们发现,大清帝国对他们简直没有一丝好感。“天朝”认为,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进京面圣,而且在大清过往近200年的历史上,只有当朝廷盛典或皇帝开恩的年份,外国的使臣才被允许短期地进京。而英法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驻大使,简直是异想天开。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咸丰皇帝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团必欲进京,则在仪式上务必服从清政府的安排,这是关系到“天朝”脸面的问题。在天津,就是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和谈破裂的导火索。诸条款协商完毕后,赴京换文的仪仗队人数成了双方争执的最大问题,钦差们表示,过大的仪仗队将是对皇帝威严的损害,容易被误解为是向武力让步。在通州,又一轮的谈判,跪拜的问题再次使谈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见皇帝必须跪拜外,其他条件皆可让步,而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则始终坚持“要面见大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

在西方人面前,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问题上产生冲突了。早在67年前,准备前来与清朝建交的英使马戛尔尼,就是在跪拜的礼节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终止英使的活动。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叩拜,也被嘉庆皇帝赶回国去。一直到后来,在这类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优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着西方来的使者。

如果说,之前西方人还可以对清朝的傲慢忍气吞声的话,那么这时,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与天朝打交道更喜欢用强硬的方式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已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且,一个盛极一时的、势力遍布五个大洲的“日不落帝国”,也正在崛起。

伴随着国力的强盛,英国人的优越感也日益强烈。他们相信对任何地区而言,自己都拥有绝对的优势。于是,当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样傲慢的“天朝”的钦差们告知,面见皇帝还要叩头时,他们简直怒不可遏。在西方,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被告知须行“叩头”之礼才可觐见中国皇帝时,他强烈抗议: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也绝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

9月6日,天津和谈破裂后,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在写给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说:“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他说,中国人如此不恭,他决定断绝和谈,立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战争的方式。

“真正的野蛮人”

和谈无效后,清廷扣押了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作为人质,以逼迫联军退兵,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名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联军。额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则带军一路北上。9月21日,与清军在八里桥相遇,僧格林沁溃败而退;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洗劫两日;10月13日,占领北京。

11月,是联军很早就已预定的撤军日期,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严寒,对“远征”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此时的北京,“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冬天来临前,留给签约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若暂时撤退,明春再来,则意味着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胜利,而英法两国将会遭到整个西方的耻笑。

但这个时侯,中国的外交官却偏偏踪迹全无,据说恭亲王此时已“惶惶然夜无定所”。一位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传记闻名的神甫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额尔金对于签约志在必得。清廷有些“无赖”的做法,只会为他们又添加一条新的罪状。在额尔金大使看来,对于这个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又不讲道理的朝廷,仅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精神上击溃它,“天朝”才会乖乖就范。他希望有一种报复的效果,“必须能够留下一个长久性的印记”。

圆明园,至此已有150年的历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间,后经雍正不断扩建营造,并在乾隆晚年达到了其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个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成为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恰恰是这个符号,在额尔金面前是虚伪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辉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时代,它空余的炫目便成了虚荣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征。额尔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为是的优越心理,圆明园无疑是最为适合的报复对象。

10月18至19日,是圆明园被大火焚毁的日子。一位军官这样描述当时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伟建筑、珍奇梦幻的艺术杰作,以及人类文明史上无法重现的奇迹,都一一化为焦土。

关于这场火的对错,首先便在联军内部争辩起来。一位叫吴士礼的英军中校认为,“清朝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梦醒过来。”一位法军军官也说:“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而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法国大使葛罗男爵便对额尔金的计划极为不满,并拒绝参与行动。法军首领蒙托邦将军说:“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