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参加《非诚勿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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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是不少人周末必看的电视节目。人们认为，它既是一个相亲的平台，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上海，不哭》、《天路之爱》、《爱情三十六计》等小说的作者，上海作家吴瑜也曾是《非诚勿扰》的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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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非诚勿扰》，是因为一个普通却又不寻常的理由——为我去世的奶奶。

父母工作忙碌，我自小由奶奶带大，和奶奶特别亲。只是长大后，独自一人在异乡奋斗，疏于探望。每逢过年回家团聚，奶奶总会问：“什么时候带个人回来？”我总推说：“明年，明年…… ”

2011年“七夕节”当晚，我突然接到家中来电：“奶奶病危，速回。”犹豫再三，我终是没有勇气回去。因实在不知如何再对奶奶说出那句：“明年，明年……”

奶奶“头七”过后，我回到上海。想起2011年新年时与她开的一句玩笑：“明年再找不到，我就去《非诚勿扰》！”于是，去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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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报名时没有特殊表现，只是与面试导演漫谈。他们对我的理想男生类型很感兴趣，问我：“你要找的理想男性是‘既能做我的奴隶，又能做我的王’？能不能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我回答：“所谓‘王’，就是我希望他能引领方向，让我甘愿追随，一同成长；而所谓‘奴隶’的规矩是一生只能从属于一个奴隶主——我希望他能忠于我们的爱情，一辈子，不许落跑！”

可能是这份任性、真实却不失逗趣的表达打动了导演，我就这样获得了走上《非诚勿扰》舞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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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能够登上《非诚勿扰》的男女嘉宾必定条件优越，符合人们一般意义上“成功人士”的概念。事实上，这个舞台来过羊倌儿，来过农民，来过事业有成的老板，也来过封闭在自我世界里的“宅男”。相貌上更是环肥燕瘦，各不相同。我想我们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真实——我们敢于表达，并愿意表达。或许谈不上交流的艺术，但至少有勇气登上舞台的人，都有着展示自我、与人交流的愿望。

《非诚勿扰》是一个相亲的平台，其意义又不止于相亲。我认为，所谓“生活服务类节目”，它除了给男女之间相互了解交往提供平台，更是浓缩了一种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档节目如此受大众欢迎的原因。它就是一幅活动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再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缩影。我们从中了解到各行各业，探讨各种生活、社会话题。观众会特别有参与感，因为我们就是他们身边真实的存在，就是他们转身或许就能碰见的邻家女孩。

“孟爷爷（孟非）”曾经说过，“台上28个人（24位女嘉宾、3位老师、1位男嘉宾），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而我更相信，当我们在台上畅所欲言的同时，台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在参与探讨。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同理念的碰撞，才造就了世界的精彩。除却大是大非，事实上，我们并不希望世界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个既定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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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有人这样质疑：当女嘉宾在台上滔滔不绝直抒胸臆的时候，是否你们早已打过腹稿，对男嘉宾的状况或已了如指掌？通常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只一笑置之。因为只有真正亲临现场的人才明白，我们同男嘉宾之间是“交流”，思维的碰撞，而不是靠你准备一句、我准备一句，就能实现互动的。思维是流动且活跃的，即便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也控制不了对方。所以观众常常为舞台上突现的思想火花而惊奇。有人怀疑：“这么能说，肯定是事先准备的……”事实上，他们不曾看到的是，有时我们也会语结，也会跑偏说错话，这时三位老师便起到了控制局面和剂的作用。

说到三位老师，坦率地说，我特别崇拜“孟爷爷”，因为他大气、智慧，又十分幽默。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并没有与他多做交流。事实上，我们与节目组包括导演在内，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新鲜感”，正是因为“新鲜”，每次才能有不同的碰撞交流，才能迸发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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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也有人觉得“与相亲无关”。实际上，这正是反映了现代女性择偶方面的进步与需求。如果我们长期只问类似于“家里几亩地，地里几头牛”的问题，第一，观众没有兴趣；第二，我们自己也没有兴趣。

我认为，现代女性对爱情以及婚姻的渴望已超越了纯物质标准。诚然，物质是生存的基础，但满足了生存之后的追求，才是我们更难攻克的命题。所以我们需要爱情——精神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我看一个男人，并不着眼于他的成功，他的闪光点，而是“交流”——我能否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是否合拍，甚或在某些方面是否有不可调和的观念冲突。这些，直接决定了我能否爱上这个人，能否与他一同成长、相携白首。

我相信真正的爱情产生于交流、灵魂的碰撞吸引，而非眉目之间，外表的刹那惊艳。只有不断且良性地交流，两个人才能保持新鲜感。因为岁月的沉淀可以让思维变得丰厚多彩，而容颜即便绝美，终会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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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家身份，也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总有个别人臆测：她是不是找素材来了？作家不是应该安静写作、清高避世的吗？对于这样的猜测，我要说明的是：首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没有一天是白费的。因为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成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把点滴体验融入笔尖，就是最好的作品——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若问我有没有通过舞台丰富了经历与体验？有。但我是不是为了体验而去经历呢？当然不是。从社会属性来讲，我是作家。但从人的属性来讲，我是女人——我首先是“女人”，然后是“作家”，再后才是《非诚勿扰》的“9号女嘉宾”。女人需要爱、需要婚姻，所以我才成了“9号”。但“作家”只是我的一种标识，一种职业类别，它并不妨碍我身为一个女人对幸福的追求，并不妨碍我成为“9号”。

至于有人对我有“不安静写作、不低调行事”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种陈腐的观念，甚至有偷换概念之嫌。首先，身为一个当代作家，最紧要的应该是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与成长，反映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不融入生活，不懂得生活，如何出得好文章？其次，“安静”只是写作时一个必需的状态，并非生活的常态——工作需要状态，但生活更需要普通平实，甚至有时难免喧嚣，但始终知道自己是谁、在做什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