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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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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北欧,是一个冰雪世界。从芬兰、瑞典、挪威、冰岛,到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仅一汪海峡之隔的另一个北欧国家丹麦,一路上如梦如幻,我们仿佛置身于安徒生的童话王国。然而,一路走来,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却不是这些如画的风光和迷人的景色,而是这片古老土地上扎根的民主、自由的氛围,多元文化的传统,独特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成功的经济政策……

生命之柱

说到挪威的文化,人们自然会想起享誉世界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然而,当你步人奥斯陆著名的维京兰雕塑公园之后,伟大的雕塑家古斯塔夫・维京兰的雕塑艺术作品所带给你的震撼肯定不会在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之下。

生于1869年的古斯塔夫・维京兰是挪威乃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伟大的雕塑艺术家。他一生都在奥斯陆从事雕塑艺术创作,在奥斯陆的公共场所摆设的雕塑作品,十之八九出自维京兰之手。

据说,维京兰创作的雕塑艺术作品实在是太多了,他再也找不到地方摆设这些作品。同样酷爱雕塑艺术的挪威国王知道后,下了一道“圣旨”,在奥斯陆市中心区圈了80英亩的土地,为维京兰的雕塑作品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家”,这就是后来的维京兰雕塑公园。从此,维京兰的雕颦艺术创作活动就再没有离开过这个雕塑公园,直到1943年去世。

维京兰雕塑公园如今已是奥斯陆的主要观光景点,也是世界各国雕塑艺术家、雕塑艺术爱好者和来奥斯陆的游客必到之处。现在维京兰雕塑公园的雕塑总共有291座,无一例外地都是人体艺术雕塑,作品所表达的都是作者对人、生命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认识。这291座大大小小的雕塑作品,有400多个人物。这些雕塑一概出自维京兰之手,花了他数十年时间,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雕塑群中,有一尊名为“愤怒的男孩”的作品,用独特的“笔法”,把一个儿童的愤怒,表现得惟妙惟肖,成为公认的世界雕塑艺术的珍品。

在维京兰雕塑公园里,最著名的要算那根直插苍穹、威仪天下的“生命之柱”。它足维京兰雕塑公园的“镇园之宝”,也是维京兰雕塑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作。这根以“生命之柱”命名的石雕高31米,整根花岗岩重达63吨,柱子上雕刻了121个神态各异的人体,有男人、女人,有老人、儿童。柱子自基础往上依次排列的是老人、壮年人、青年、儿童和婴儿,据说这样排列要传递的是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人类的发展是渐进的,后人总是在前人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和进步的,前人要为后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根“生命之柱”所传递的理念,和今天全人类所共同主张和推崇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竟是如此的吻合,不能不令人称奇。

就在“生命之柱”群雕的不远处,有另一尊被人称作“阴阳交错”的雕塑。六个男女相拥,缠绕在一起,传递出强烈的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合一”、“天人合一”的信息,为人、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默默地唱着颂歌。

有如此的“生命之柱”,有如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难怪联合国要连续数年把这片国土列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把这个国家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念和实践作为楷模推荐给全世界。

瑞典国王的薪水

除芬兰和冰岛外,北欧五国中的丹麦、挪威、瑞典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或女王)是国家元首。然而,当今北欧国家的国王,和传统意义上“君临天下”的国王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虽然贵为一国元首,其言谈举止,包括其实际地位,却越来越向老百姓靠拢,越来越平民化了。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古斯塔夫1946年出生,27岁时登基。古斯塔夫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举止文雅,仪表堂堂,性格开朗,风度翩翩。据说在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他认识了为他做翻译的德国商人的女儿西尔维业,并产生了纯洁而真挚的爱情。古斯塔夫力排众议,冲破了不允许王室成员与平民结婚的法律规定,与西尔维亚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瑞典,除了必要的同务活动开支由公共财政保证外,国王也和公务员一样领薪水。两年前,因物价上涨,国务活动增加,古斯塔夫国王感觉到越来越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要求增加薪水。国王要求增加薪水的请求呈报到瑞典议会之后,议员们认为国王的薪水已经够高的了,要求加薪的理由不充分,也没有法律依据,于是作出不同意给国王加新的决定。对此,国王也没辙,只好回家过自己的紧日子,一个子儿掰两半花。

丹麦的王室也一样。由叫幢楼房组成的丹麦王宫,就坐落在哥本哈根的市中心区。四幢楼房之间,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组十分气派的雕塑。令人吃惊的是,王宫中四幢王室成员包括女王办公和居住的楼房中间相连接的地方竟然都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无论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畅通无阻,王窒和老百姓之间,差不多就是“零距离”了。

丹麦二王子约克姆的婚姻,是丹麦王室平民化的又一个注释。约克姆只身来到香港求学和工作,认识了有1/4中国血统的香港姑娘曼丽,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时,约克姆邀请香港女友曼丽回他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假。当约克姆把曼丽领到丹麦王宫,把她介绍给身为丹麦女王和亲王的父母时,一直蒙在鼓里的曼丽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丹麦王国未来的王妃。

在另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挪威也一样。来挪威王宫参观的人们,都会对王宫里盛装执勤的哨兵发生兴趣。这些哨兵一身戎装,迈着方步,挺威风的。我们试着走近一个哨兵,打个招呼,得到一声“hello'’的友好回应。我们提出跟他合影,哨兵颔首同意,和这个哨兵照完合影才猛然醒悟,其实与其说他们是卫兵,不如说他们不过是一个象征,一道风最线而已。

这些北欧国家虽然是王国,有国王也是君主制,但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室成员,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有的国王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甚至把王位仅仅当作一个服务民众的公职,当作一个工作岗位。

政治家的平民化,在共和制的芬兰最典型。芬兰的总统府坐落在赫尔辛基的渔人码头,这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总统府是一座临海的三层楼房,与芬兰的最高法院毗邻,面对渔人码头和波罗的海湾。总统府前是一条大马路,车水马龙。我们去总统府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总统没有上班,总统府大门紧闭,也不见哨兵站岗。据说,芬兰总统府平时也没有士兵站岗,只有当总统在楼内办公时,才有一个哨兵象征性地站在总统府的大门口,总统一离开,哨兵也就跟着下岗。芬兰的现任总统塔里娅・哈洛宁,是芬兰自1917年独立以来的第一任女总统,这位律师出身的总统当选总统前包括在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也一直没有结婚,却和一个律师同行生了一个女儿,并且与芬兰议会外委会主席阿拉亚维长期同居却不结婚。陪同我们参观总统府的留学生说,在哈洛宁当选总统之后,他还看到这位女总统自己驾车在街上“招摇过市”。

王室的平民化,政治家的平民意识,既是北欧国家的一个政治传统,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道亮丽的风景。

索纳郡

瑞典全国划分为24个省,下辖290个基层行政区。这些基层行政区大一些的叫做市,小一些的一般称“郡”。我们走访的SOLNA(索纳)就是斯德哥尔摩省下辖的一个郡。索纳辖区面积有22平方公里,有居民57585人,在全国290个郡中,它的规模排名倒数第二,算是瑞典的一个“迷你”型基层行政区。索纳规模不大,财政收入可不少,超过1亿瑞典克朗,主要靠税收,郡管理委员会主席告诉我们,索纳是瑞典生产率最低的郡,也是瑞典为数不多的没有债务的郡之一。尤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小小的索纳郡,竟然有大大小小8000多家公司在辖区内营业,最大的有北欧航空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小的也有一两个人的小公司,还有外国公司。正因为如此,这个只有57585人的小郡居然可以提供59272个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数量超过了人口数量。

长期以来,瑞典执政党是社会,主张把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结合,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在财富分配上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社会公平”,实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在瑞典,工资很高,但税收也很高,收入越高,税收就越高。高税收支撑了高福利政策。据说在瑞典失业者每个月都可以领到差不多500美元的最低生活费,至于一般民众的受教育,医疗等,都是免费的。

索纳就是我们透视瑞典这种“第三条社会发展道路”的样板。瑞典有着特别健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立法,消除贫穷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服务法,国民保险法,养老金法,儿童与青年福利法等等应有尽有,建立了十分庞大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福利化。索纳郡的政权机构的设立和它的运作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辖区居民享有这些法定的福利。它的职能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项:一是怎样把应当收的税如数地收起来;二是怎样把这些收来的税花在老百姓的头上,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索纳郡的政权组织是这样的,首先是郡管理委员会,相当于议会,是郡的权力机关,成员有61人,全体居民普选产生,其候选人由辖区内的党派推荐。管理委员会设主席和副主席,它的主要任务是就辖区内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据介绍,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大多数都是与税收有关的。其次是郡管理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相当于政府,负责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决策,对辖区进行管理,为辖区居民提供服务。再次,执行委员会下再设若干工作委员会,相当于政府的部门,索纳郡执行委员会下设十余个工作委员会,主要是一些负责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老人和儿童的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等机构,凸现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么多的工作部门中,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管企业和管经济的,这部分职能早就交给市场自己去完成了。

让我们惊诧不已的是,索纳郡的合理委员会的主席告诉我们,虽然瑞典是社会人执政,但在这个郡,社会人是在野党。执政的是现代党。北欧国家政治多元化从此一斑就不难窥全豹了。

自由城

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市中心区,有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自由城”。根据丹麦的法律,自由城是一个“社会试验区”。在“自由城”内,人们的行动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丹麦法律的约束。丹麦的警察行使权力的界线以“自由城”的大门为界,进了“自由城”的大门,警察就“管不着”了。

慕名来到“自由城”,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像公园般大小的区域,迎面是一个简单的木质门牌,门楣上:写着“自由城”的名脚,穿过这扇象征性的大门,就算“进入”了“自由城”,迎面闯进视野的是一幛幢低矮的简易建筑,像临时的工棚,墙上尽是五颜六色的“涂鸦”,和在德国首都的柏林墙上和在欧洲人陆的许多地方的墙上或集装箱上看到的“涂鸦”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看上去更夸张,更放肆一些而已。

再往里走,除了见道路两旁垃圾越来越多之外,感觉也越来越诡秘。终于,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我们见到了道路中央立了一个醒目的牌子,牌子上面很粗暴地画着一个禁止拍照的标志。按照导游的要求,赶紧收好一直握在手上的相机。原来,再往里走,这个“自由城”的自由度就越来越火了。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小售货摊,有人在卖一些普通的商品,像领带之类;也有人在卖一些奇形怪状的纪念品,包括一些带有骷髅图案的纪念品。尽管进入“自由城”的时候,对城内的“自由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但看到路边的摊贩堂而皇之地把鸦片当着商品当街叫卖时,仍然禁不住吃了一惊。只见众目睽暌之下,卖的人镇定自若,买的人也旁若无人,只有我们这些旁观的老外,一个个“胆战心惊”,场面真有些滑稽。

离开鸦片“自由市场”,我们折进一间看上去很热闹的屋子,一头扎进去才发现,邪才是真止自由的处所:昏暗的灯光下,几个人在扎堆喝汹,另外儿个人好像在赌纸牌,边上两个袒胸露背,性感得只剩一堆肉的女郎正张开猩红的大嘴在接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酒及两者混合的味道,令人窒息。来不及看明白这一屋子“自由”的我们赶紧逃出了这间大屋。

在往“自由城”大门返回的时候,政府派来的清洁工开始清理成堆的垃圾。我们还回味着刚刚目睹的“自由”,不觉间就返回到了“自由城”的大门口,从里向外看去,大门的木质大门的门楣上写着醒目的几个字:“外面已经是欧盟”,严正地提醒着刚刚在“自由城”内享受了“自由”的人们,出了这个门,再想那么“自由”,就有丹麦和欧盟的法网等着你了。

离开“自由城”,一直想,哥本哈根政府为什么不像扫除“自由城”内的垃圾一样,把那些黄、赌、毒一并扫掉?又想,这些卢梭和伏尔泰的后裔,这些崇尚法治和循序的欧罗巴人怎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这些垃圾长期存在,甚至还用法律加以保护?

或许,这就是多元文化?

突然想起曾经去过的位于哥本哈根市政广场边上的那家著名的博物馆,它的名字就叫:“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