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企业、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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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与扩展的“扭曲”的引力模型，本文运用2000～2009年我国HS-6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CAFTA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出口贸易广度边际；CAFTA；“扭曲”的引力模型

基金项目：本文接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073）；南京审计学院人才引进项目（NSRC10009）资助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最新发展的异质性贸易理论指出，一国的出口增长是由其出口贸易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增长共同实现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实质上是对出口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这种结构性分解方法对理解一国出口增长的质量、平稳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的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由于贸易自由化往往与一国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深入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对于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评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贸易协定中双边关税的削减、制度协调安排等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双边贸易中的贸易成本以及相关的不确定性。这些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国际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涵盖范围以及自由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所以区域贸易协定是否促进了成员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以及程度大小上的经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Redding（2010）指出，单边、多边和优惠贸易协定等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式对一国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别，原因在于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式会对异质性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Dutt，Mihov and Zandt（2011）利用经典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以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其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WTO提高了成员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而区域贸易协定则在降低成员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同时提高了其出口贸易的深度边际，甚至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负面影响的程度超过了其对出口贸易深度边际的积极影响。而Foster，Poschl and Stehrer（2010）以经典引力模型为基础并运用配对技术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双边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成员间双边贸易增长主要是通过广度边际实现的。Berthou and Fontagne（2008）以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欧元区的成立对法国出口广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钱学锋等（2010）在Chaney（2008）建立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研究CAFTA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对今后我国新FTA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针对CAFTA对中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影响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无论是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还是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大多认为CAFTA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都没有对中国向CAFTA伙伴国出口的总量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这就使得它们不能有效解释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增长影响的微观结构及其福利含义。本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借鉴Chaney（2008）构造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对我国2000～2009年HS-6位数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分析CAFTA的建设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

二、经验研究

（一）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测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不同学者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差别。Pacheco and Pierola（2008）综合地理因素与产品的视角，认为出口广度边际主要是指建立起一种新的贸易关系。具体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新产品老市场；二是老产品新市场；三是新产品新市场。Bernard et al.（2009）则根据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将出口广度边际定义为由于企业进入或退出而引致的贸易变化。鉴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0～2009年HS-6位数的细分产品贸易数据，故采用产品种类的角度来定义出口广度边际。同时，考虑到我们研究的是双边层次上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因此将“新产品新市场”界定为出口广度边际。具体而言，若2000年没有产品j从中国出口到o国，但在2009年有产品j从中国出口到o国（N■■），那么出口广度边际N定义为：N=■N■■。

（二）计量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指出，经典的引力模型假定同质性企业和消费者具有种类偏好，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够进行国际贸易。因而，在经典引力模型中并不存在贸易的广度边际。尤其是现有引力模型所估计的国家样本往往只考虑了双边具有正的贸易流量，忽略了零贸易，从而使其估计结果存在偏差。Chaney（2008）构建了一个多边非对称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

X■■（?准）＝

?滋h×■×■■×f■■■，0，otherwiseif ?准≥■■（1）

其中，X■■代表i国的h部门向j国的出口量；Y、Yi、Yj分别代表世界、i国和j国的经济规模；w■代表工人生产率；?子■■、f■■分别代表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兹■■为多边阻力项；?滋、?酌、?滓为外生的参数，分别代表消费者对产品h的消费份额、企业异质性参数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当部门h内的企业生产率水平大于门槛生产率（■■）时，国家i的部门h向国家j的出口量为正，否则出口量为0。

钱学锋等（2010）把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用企业数量代替，根据式（1）推导出如下出口广度边际（Nij）：

Nij＝■■×■f■■×■■ （2）

由式（2）可以看出，企业异质性参数?酌越大（企业间生产率差异质性程度越低），则贸易成本、工人的生产率及多边贸易阻力的效应越强，即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低，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因素的效应越明显。

我们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代表国家间是否达成区域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RTAij）构造如式（3）所示的计量方程：

Nij＝?琢0＋?琢1lnyi+?琢2lnyj＋?琢3lnwi＋?琢4ln?子ij＋?琢5fij＋?琢6ln?兹j＋?琢7RTAij+?着 （3）

式（3）中?着为残差项；其他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

（三）变量与数据

1、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将2000年出口量为0而2009年出口到某个国家的量为正的某种产品作为参照，依次考察2000～2009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量为正，则该出口值作为出口的广度边际，如果没有出口，则该值为0。该值以水平值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

2、经济规模。本文使用东盟5国GDP总量（GDPj）和中国的GDP总量（GDPc）来衡量其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预期经济规模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为正。

3、出口目的国生产率水平（ln PROj）。由于我们难以获得各国的工人工资率的具体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劳动生产率水平来替代工人工资率。以各国每工人的产出代表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根据式（2）其符号预期为负。

4、可变贸易成本（ln DISTij）与固定贸易成本（ln freej）。参照通常的做法，将双边地理距离代表可变贸易成本。我们以中国与东盟5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可变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Winglobe2.1软件。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负。固定贸易成本，参照钱学锋等（2010）的做法，使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提供的各国总体得分来衡量东盟5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该得分越高，则该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越低。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正。

5、多边阻力（ln mrj）。参考Kancs（2007）将多边阻力重新定义为?兹■■■■■（Y■/Y）?准■。假定两国间存在对称的贸易成本（?准■＝?准■），并且一国的内部贸易成本为0（?准■=1）。参考Head and Mayer（2004）推导出的贸易自由度计算公式：

?准od=■ （4）

式（4）中E■、E■分别为从o国向d国的总出口和从d国向o国的总出口；E■、E■分别表示o国和d国的国内销售，等于国内总产出减去其总出口。依据以上多边阻力的定义和贸易自由度计算公式（4），我们可以计算得到东盟5国的国际贸易多边阻力值。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正。

6、区域贸易协定（RTAij）。当中国与东盟5个国家间有区域贸易协定时，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如前所述，区域贸易协定这一虚拟变量反映了以一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得分所代表的固定贸易成本和以地理距离所代表的可变贸易成本之外的如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制度协调、关税削减等制度安排所带来贸易成本降低的效应。因此，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四）估计方法与回归结果。为研究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对贸易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OECD（2003）根据行业技术水平差异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等四个行业，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所提供的企业层面的数据，以企业人均工业增加值代表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计算了以上四个大类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以行业内企业间人均工业增加值标准差在2000～2007年平均值的对数表示）。为避免使用引力模型进行贸易流量估计时损失零点贸易数据，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双边贸易流量以ln（1+Tij）形式进入方程，但正如Santos-Silva and Tenreyro（2006）所指出的，这种处理方式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下将产生不一致估计的缺陷，因此他们建议采用PPML估计方法以避免不一致估计的问题。我们参照他们的建议，采用PPML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1报告了回归结果。（表1）

（五）稳健性检验。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重新定义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为：2000年中国没有向国家o出口产品j，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年内连续有产品j向该国出口。然后，再依次考察2001～2009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量为正，则该出口值作为出口的广度边际，如果没有出口，则该值为0。该值以水平值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按照重新定义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我们仍使用PPML方法对式（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通过重新定义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回归后，我们发现所有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改变，表明表1中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回归结果分析

第一，与经典的引力模型相同，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和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出口广度边际有正的影响。其中，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出口广度边际受出口目的地经济规模的影响为正，但其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而中等技术水平行业（包括中高技术水平和中低技术水平）的出口广度边际受出口目的地经济规模影响为正，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果与Frankel，Stein and Wei（1995，1996）所指出的“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引致贸易品种数较大的扩张”的发现相一致。这意味着，我国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时，与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签订自由协定，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更加有利。

第二，固定贸易成本（以出口目的地经济自由程度的得分代表）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具有负面影响，即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自由程度越高，则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越大。这可以从以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自由程度得分表示的固定贸易成本的回归系数为正反映出来。从这一点来看，通过具有约束性的贸易协定安排，降低我国出口企业在出口目的地所面临的固定成本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可变贸易成本（以地理距离代表）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与固定贸易成本相似，其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均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从统计显著性上看，可变贸易成本对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高技术行业及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这反映了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由于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可以部分吸收这部分成本有关。从这一结果看，随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时，可以突破地理临近的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来寻找理想的FTA伙伴国。

第四，多边阻力项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为正，即出口目的地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阻力越大越可能促进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中等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高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的现实，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建设自由贸易区时实现“深度一体化”以促进我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的必要性。

第五，高技术水平行业和中高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中低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的该项回归系数为负。这主要反映了出口目的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则其对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品的需求较多，而对低档产品需求较少的现实。我们认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出口目的地生产率水平与出口广度边际负相关”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样本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四个东盟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我国相差不大，其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方面，而与已有研究中发达国家与我国劳动生产率差异明显，而主要体现在供给方面存在差异。

第六，双边间是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均为正，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反映了CAFTA在降低我国与其他成员国间双边贸易的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以及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进而对促进我国向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第七，我们通过比较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以及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看出，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大的行业，贸易成本降低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影响程度越弱。这与Chaney（2008）的理论模型的预测一致。

三、结论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和PPML估计方法对CAFTA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差异。

1、出口国和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有正的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是一致的。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积极影响则是显著的，因此，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广度边际具有积极的影响。

2、固定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具有负面作用。固定贸易成本对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负面影响不显著，而对中低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固定贸易成本可以被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厂商部分吸收消化，而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由于其附加值较低，而对固定贸易成本反应敏感，其负面影响较为显著。

3、可变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具有负面影响。与固定贸易成本相似，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受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

4、多边阻力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出口目的地与其他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阻力增大可以较为显著地促进我国中等技术水平行业产品出口广度边际的增长，而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没有从这一变化中获得额外的恩惠。

5、出口目的地生产率水平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表现出不同机制。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增长，而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相反。

6、CAFTA无差别地提高了我国向东盟5国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就此而言，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覆盖范围越广、合作程度越深，则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越便利于商品、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越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

最后，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高，则贸易成本降低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越弱，这与已有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结论相一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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