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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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不断增加，经济总量也不断增长。通过理论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内蒙古自治区1993～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大。因此，中央政府与西部各省(区、市)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而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大陆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区、市)，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并有力促进了西部经济增长。近年来，对外商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断增多，但这些研究针对全国和东部的比较多，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西部经济增长的研究尚有待完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以内蒙古自治区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为基础，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以便为我国西部地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而加快发展经济提供实证依据。

一、文献综述

在国际上，对于国际投资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并未取得共识。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只源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自然增长等外生变量，而外国直接投资仅增加了资本积累，因而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在国内资金充裕、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下，强劲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导致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产生行业垄断、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负面作用。Gupta和Islam(1983)通过采用对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与横截面序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Salz，I．S(1992)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Eastedy(1993)认为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内外资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Borensztein等人(1998)的分析表明，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当引资国达到某种最低人力资本存量的条件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比国内投资有更高的生产率。然而，自巴罗和萨拉伊马丁(Robert J．Barro & X．Sala－I－Martin，1995)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可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Romer(1987)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一国国民经济存量的增加。R．Barro(1995，1997)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实证分析的先驱之一，对技术进步、技术差距、技术外溢、人力资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确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趋向性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具体到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Chen(1995)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还与固定资产总量正相关。Dayal－Gulatiand Aasim(2000)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导致了技术转移的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对经济增长有强烈推动作用，相对富裕的东部、南部地区由于相对繁荣和具有较发达的基础设施更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Ja．hangir and Duenwald(2001)认为，1978-1997年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两极分化，加入WTO之后会加速这种分化的速度，沿海地区可能会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快；而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相对穷省人均收入增长会进一步下降。赵晋平(2001)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外资流入的直接经济效果基础上，认为外资流入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萧政和沈艳(2002)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来分析中国的实际GDP与FDI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循环式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王成岐等(2002)采用增长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认为FDI引起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不是FDI增长的原因。Francose Lemoine(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开放程度提高、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三者之间紧密相关。任永菊(2003)根据中国1983～2002年的有关数据，对FDI和GDP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叶莉等(2004)利用1985～2001年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张卫东等(2005)通过分析中部地区1992～2003年的相关数据，认为经济增长率同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程度受政策左右。以上分析，虽然在分析方法、数据来源和选区时段上各不相同，但结论基本相同，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

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西部资本积累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其前提和先决条件是投资率(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西部地区总资本的供给，从而提高了资本形成水平，而且通过竞争环境的改善、技术的引进、外部经济和溢出效应的加速，提高了西部地区资本的边际产出和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为西部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二)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储蓄缺口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缺少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本，且因经济的发展储蓄缺口呈扩大趋势。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表明，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时，利用外部资源是主要途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为西部地区带来金融资本，弥补经济发展的储蓄缺口，有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三)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西部地区就业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东部地区就业立过汗马功劳，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及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做了积极贡献。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可以通过外资企业直接为西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通过刺激前后关联产业发展间接创造就业机会，从而缓解西部地区就业压力。

(四)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经验与管理模式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设厂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组织形式。通过辐射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人才在各个企业间的流动，可以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使西部地区企业从中受益。

三、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数理推导

假设经济是开放的，存在国内和国外两类投资部门，经济结构不变，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资源自由流动，并且资本与其它生产要素的结合总是处于最优配置状态，则在资源约束一定的条件下，实际产出取决于社会总资本在国内和国外两类投资部门之间的分配。即存在生产函数：

Y=F(K1，K2)　(1)

s．t．：KI+K2=K　(2)

其中Y为实际产出，K1为国内投资部门投资总量，K2为国外投资部门投资总量，K为社会总资本。

进一步假定实际产出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且资本是同质的，则实际产出变换如下：

y=Y／K1=f(K2／KI)=f(k)　(3)

上述函数具备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形式和性质，必定具备如下特征：f’(k)>0，即实际产出函数是国外投资部门投资总量的增函数；f’(O)=+∞，即当国外投资部门投资总量和国内投资部门投资总量之比很小时，国外投资的边际产出非常大。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东部企业到西部进行投资。我国国内投资部门投资于西部的资本总量逐年递增，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仍处于低水平起步状态，实际吸收外资数额在全国比重低，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量与国内投资部门投资总量之比仍然很小。根据上述分析，此时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资流入，将对加快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四、外商投资与西部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一)模型的基本形式

本文以FDI为自变量(X)，以GDP为因变量(Y)，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DP=a+bFDI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4～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3～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统计数据为数据来源(见下表)，其中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美元)按照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数额。

(三)模型分析

用Eviews3．1软件包对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为R2＝0．447，F=7．272，b=0．6690。由此可见，FDI和GDP有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即FDI每增长1亿元人民币，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就会增长0．669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对内蒙古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正面作用。

五、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相关性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是西部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是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吸引外资“西进”应发挥中央政府和西部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首先，中央政府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投资者，出台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的更为优惠的政策措施；其次，西部各省政府应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