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资企业的知识转移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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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合资企业的知识转移一直是国际企业管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我国学界对此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对中外国际合资企业知识转移过程进行了评述与总结。
关键词：知识 知识管理 知识转移 国际合资企业
一、前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合资企业（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IJV）的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研究一直是国际企业管理学界的一个热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知识基础论（Knowledge-based View，KBV）的兴起。这一理论认为认为，知识经济下，知识已经取代资本、劳力和土地，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Inkpen 和Dinur（1998）指出知识为组织提供了行动的能力，而新知识则为组织提供了创新能力；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决定组织发现市场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替代以及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独特的知识积累成为企业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Hedlund，1994；Nonaka &Takeuchi，1995；Grant，1996；Spender，1996）。因此，企业如何管理好知识的创造、转移以及利用就成为企业管理的主题。第二，同样也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大量使用IJV这一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业务。作为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复杂的组织形式，如何从KBV的角度看其价值创造过程？学界对IJV的知识转移做了那些探究？IJV的合作伙伴之间、母公司与IJV之间的知识转移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即对此方面的问题做一个梳理、述评。
二、IJV的知识转移
2.1 IJV的知识转移
IJV是指由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母公司各自贡献出一部分资源（股权，equity）而组成的独立的法人实体，其中至少有一家母公司的总部设立在国外（Inkpen & Beeamish，1997）。目前关于IJV知识转移的文献均不同程度地强调在IJV中存在三种不同的组织间学习过程。它们是：现有知识在母公司之间或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过程；子公司内部通过整合与转化来自于母公司资源和能力的新知识创造过程（或称转化过程）；以及子公司将创造或转换的新知识返还给母公司，母公司再将其运用于新的业务地点或提升现有业务的知识利用过程。Berdrow与Lane（2003）把这三个过程分别称作知识转移、知识转化（Knowledge Transformation）和知识收获（harvesting）（如图）。目前对这三个过程的研究中，关于知识转移（图中直箭线所示）的实证研究几乎占了大多数，对知识创造及知识收获（图中曲箭线）的研究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图 IJV的知识知识转移流程
来源： 基于 Berdrow与Lane（2003）
2.2 IJV的知识转移
Inkpen和Crossan（1995）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对美国汽车行业的北美-日本IJV的40位高层经理进行了田野调查，其目的是想探究美国母公司是否能够成功利用其日本合资方的知识。调查发现，僵化的管理意识以及IJV合资双方对整体经营理念看法的不一致阻碍了美方公司进行学习。此外，美方经理只注重显性知识以及合资企业的赢利性，也成为美方向日本合资方进行有效学习的阻碍因素。
Lyles和Salk（1996）检视了组织特性、结构机制以及情境因素对转型经济（匈牙利）中的IJV如何从外国母公司获取知识的影响。基于对201家生产领域的中小型IJV的调查，他们总结认为灵活的、非官僚、非层级的组织结构会加强IJV的学习吸收能力，从而加速获取来自于母公司的知识。此外，IJV有没有清晰陈述的目标、外国母公司的积极参与也会提高知识的获取。
Inkpen和Dinur（1998）通过对来自五个北美-日本汽车业IJV的20个经理的纵向案例研究，识别出4种关键的知识管理过程有利于正式组织之外的知识交换。这四种过程分别是：技术共享，合资企业与母公司的互动联系、人员轮换和转移，以及合资企业与母公司的战略整合。在此基础上Inkpen和Dinur（1998）提出四类因素影响IJV的知识转移：被转移知识的特性、知识源的特性、知识接收方的特性以及知识转移环境。
Si和Bruton（1999）对在中国的51家IJV（其母公司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国家）进行了结构化问卷调查。他们研究了这些IJV进行知识转移时的不同问题，发现西方母公司的信息需求与其中方合资者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母公司通常试图了解并学习的是：中国的市场情况、如何在这个市场中有效地进行竞争、政府的政策是怎样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而中方合资者寻求的却往往是新技术和管理技能。因此，对于双方母公司来讲，了解彼此在制定知识获取目标时的差异对于促进合资双方的知识转移是非常必要的。
Simonin（1999）在研究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A）中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过程时着重研究了知识的特性。在这项针对由151家跨国公司组成的战略联盟的知识转移研究中，他提出了知识模糊性（knowledge ambiguity）的概念：“知识模糊性描述的是知识的转移特性……与内部粘滞性和粘滞信息等的含义相同”（Simonin， 1999，P.597）。他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在联盟伙伴间之所以难以转移，就是由于知识的模糊性引起的，而模糊性又是由知识的缄默度（tacitness）、资产专用性（specificity）、复杂性（complexity） 、经验（experience）、合作伙伴对知识资产的保护（protectiveness）、合作双方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以及合作双方的组织距离（organizational distance）造成的。结果发现所转移技能的缄默性对知识的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起绝对影响作用。这一发现与Zander和Kugut1993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知识的可成文化性（codifiability）和可教性（teachability）会提高能力（知识）的转移速度。
Steensma和Lyles（2000）从企业的知识基础理论（KBV）出发研究了转型经济（匈牙利）中IJV的生存问题。他们发现较高水平的管理层面的支持比技术支持更容易强化IJV的学习过程，而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提高IJV的生存机会。
Tsang（2002）对73家中国-新加坡IJV以及89家中国内地-香港的IJV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母公司的视察及管理投入对于IJV合资双方所吸收知识的数量存在显著的影响。由于视察所需成本不多，因此更适合于那些已经具有在母公司管理生产运营的企业。但是，对那些尚未具备管理经验的新进入者来说，他们应该使用较为昂贵的派驻外方经理的方法来加快知识的获取。
Berdrow和Lane（2003）通过比较8家位于北美自由贸易区集团（加拿大、美国、墨西哥）IJV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探究了促进或者限制有效知识产出的过程。虽然受到他们所称的样本容量过小的限制，这些案例研究发现成功的知识学习结果来自于开放的、懂得尊重的、积极的思维方式，期望的灵活性，以及对于体现在IJV各项活动的战略整合。对IJV经理的持续培训及发展，母公司对技术、管理和财务资源的适当投资，给予IJV的本地化适应的自，以及IJV和母公司经理的诚挚的关系都使得成功企业明显区别于那些失败企业。
综观以上对IJV知识转移的研究成果回顾，我们发现知识基础论角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公司间合作过程的了解。这个角度使得我们超越关于合作机会和竞争风险的传统视角看待国际背景下的企业合资经营现象，并促使我们关注母公司与合资公司间相互知识影响的动力基础问题。这些引起IJV研究学者关注的问题涵盖了多方面对于国际战略合作的价值产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比如合作的前提条件（如动机）问题；合作母公司双方的目标一致性（congruence）问题；母公司的投入和视察问题等，均在不同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强调。知识交换时的相互关系和互惠性、知识接收方的学习吸收能力、知识转移的渠道选择以及制度安排等问题也均得到应有的重视。被转移知识的特性、行业环境的调节作用也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参考文献：
[1] Berdrow， I.， & Lane， H.W. （2003）.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8 （1），15-30
[2] Grant R. M， （1996）.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17，： 109-122.
[3] Hedlund， G..， & Zander， U. （1994）. Architectonic and list-like knowledge structuring： A critique of modern concept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4] Inkpen， A.C.（1996）. Creating Knowledge through Collabor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9（1）.
[5] Inkpen， A. C.， &. Beamish， P.W. （1997）. Knowledge，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 in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1）， 177-202.
[6] Inkpen， A.C.， & Crossan， M. （1995）. Believing is seeing： Joint venture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2（5）， 595-618.
[7]Inkpen， A.C.， & Dinur， A.（1998）.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Organization Science， 9（4）.
[8]Lyles， M. A.， & Salk， J. E. （1996）. Knowledge acquisition from foreign parent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the Hungarian contex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7（5）， 877-903.
[9]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Si， S.X.， & Bruton， G.D. （1999）.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he China Exper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s， 13 （1）， 83-90.
[11] Spender， J. C. （1996）. Making Knowledge the Ba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pecial issue）， 45-62.
[12] Steensma， K and Lyles， MA （2000） 'Explaining IJV survival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through social exchange and knowledge-based perspectiv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8）： 831-852.
【作者简介】刘亚平 （1971.6-）， 女，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师。香港理工大学市场营销学博士。曾任职于香港理工大学亚洲品牌管理中心及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方向：服务管理及测量，顾客忠诚度管理，品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