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阅读的推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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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下文简称文景）迎来了成立后的第十个年头。对于国内多数历史悠久的传统出版社来说，十年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文景来说，这个十年，让它从无到有，从摸索前行到稳中求进，日臻成熟。
2002年4月，为了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出版资源，作为国内第一家集团化的出版机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做出了极具远见的战略布局――成立一家跨地域的出版公司。于是，时任集团业务部主任的施宏俊被任命为文景总经理，单枪匹马来到北京，身上未带一份选题，一切从零开始――找房、招人，策划选题、组稿，文景就这样在北京落地生根了。
王蕾是在2003年研究生毕业后来文景工作的。彼时文景刚成立半年，公司运作尚未完全进入轨道，“从公司的流程梳理到选题的头脑风暴，我们几个年轻的编辑都能参与进来，这在传统出版社是很难实现的。”一年多之后，她就被派往上海组建文景的上海分部。接着又担任了《他改变了中国：传》的责编，接触到了出版中几乎所有的环节，也历练了在压力中成长的本领。“当年应该很少有年轻的编辑可以如此全面地了解产品、流程与市场。”因此她说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这样的感慨贯穿在文景人与文景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
社科新知，文艺新潮
成立之初的文景，是以社科学术出版为主要定位的（这与施宏俊的社科编辑的出身不无关系），后来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文艺类图书倒成为文景更具市场影响力的产品线。但国内涉足此类专业的出版社已有很多，如何在竞争中做出自己的特色，文景经历了一段时日的摸索。于是，“社科新知，文艺新潮”的口号便诞生了。这八个字可以看作是文景选书与策划的基本标准：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核心理念意义上的新景观。
社科类图书中，文景强调“新知”，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从经典著作中解读出当下的意义，二是当下最前沿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景参与的“世纪人文”、“世纪文库”、“世纪前沿”、“开放人文”等系列丛书。
除了选择好的作者和作品之外，文景更注重如何将它的“好”传递给中国读者。2012年推出的《释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难治”的艰深著作，但张汝伦教授所著的《释义》借鉴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章句的典范，采取逐章逐节逐句解释的方法，对《存在与时间》这部经典著作进行释义。文景在2005年左右得知了张教授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就以预支稿费的形式定下书稿，支持他的研究。该书出版时，文景还为这部作品设计了精装本套装，这与传统的学术书籍忽略装帧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传统学术出版，往往会忽略形式的重要。而我们认为，形式是出版物重要的增值。装帧所给以图书的是恰当的地位和形象，尤其是学术书应有的尊严。”王蕾说。
文艺也是文景的一大出版块，其中引进的外国虚构类作品超过60%的比例。对比国内众多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文景更加注重作品与国内读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文景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一个文学作品在本土‘落地’：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人要读这样的作品？每个现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基本处境是什么？”。譬如，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在其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大噪之前即已引进，称为出版界的一个经典案例。“我们当时首先是被他的小说的创作个性与艺术技巧所吸引。帕慕克是在用小说阐述自己的焦虑和焦虑中思索的惊喜，也许这焦虑的根源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而中国与土耳其在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相像。这也是我们判断他的作品能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共鸣的原因。”王蕾说，“帕慕克其实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位同处亚洲处境的感同身受者，2010年，我们又在拉美找到了波拉尼奥。波拉尼奥作品的那些大众文化命题巧妙地迎合了2011年中国读者的某些需求：他们或许不怎么关心大的政治教条和自然环境，但他们关心大变局下的人、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或许厌倦了自己生活的城市，所以他们抛开了临摹现实的故事，去找寻幻想中的由文字组成的新世界。否则，厚达900页的巨著《2666》不会成为潮流，更不会有人在潮流之后去关注拉美小说本身那些内在的珍贵品质。”
而文景同时也对本土文学保持着关注，王蕾介绍说，文景对本土文学出版出发点，来自这十年中国社会成长的阵痛和焦虑。比如在2003年推出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正是引领了当时网络小说的风潮，热销三十余万册；陆续出版六六的小说，也是从编辑关注到她在网络上发表的帖子开始的。而大陆在近年来重新兴起的港台文学热潮，也始于文景在2008年引进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作品《聆听父亲》。此后，文景还引进了朱天心、朱天文、骆以军、舒国治、董启章等一系列港台作家的文学作品。对华语文学的持续关注，来源于文景人在中文世界中苦苦寻找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无疑，进入城市化进程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和任何世代都需要华语共同体的声音。文景作为一家面向市场的商业机构，从成立起，立足当下，追求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就成为文景图书选题的内在逻辑和理路。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使文景的图书选择与出版策划，领先读者半个身位。”王蕾说，“引导读者的阅读需求，激发他们的欲望，转为现实的购买力。”
以退为进，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有关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的新书总数达到了37万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在这庞大数字的背后，是图书市场以品种冲规模，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曾有人这么评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市场：“市场上三分之一是好书，三分之一是中庸的书，三分之一是不该出的书”，王蕾觉得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当前的出版业态，但也正因为市场上充斥着许多质量不过关的书，使得图书市场还有着很大的空间。王蕾认为，中国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官方数字说，2011年中国的人均图书阅读量是4.3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但我乐观地相信，精神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最近几年，很多二线城市的图书消费量在提高。随着经济发展，三四线城市和广大的农村还有巨大的市场在等待开发。”因此，即使纸质出版面临数字化的强烈冲击，中国并不饱和的图书市场，让王蕾依然对纸质出版保持乐观。
从近两年开始，文景逐渐减少了每年的新书品种，而提高了重印量。这种主动减少品种的做法，看似缩小了规模，实则是以退为进。文景也经历过以品种提升规模的发展阶段，每年新书品种达到了160种左右，但这样做之后发现，“公司的人力是有限的，往往捡了谷子就丢了芝麻，很多作品经营的深度不够，于是就无法将它的生命周期充分发挥出来；而同时，整个市场都是这样，品种多了，读者的选择也多了，容易造成大家的快速消费”，王蕾说，图书市场这几年退货的周期越来越短，上架半年左右就因销售不好而被书店退货，这让文景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拉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图书的盈利最主要在于重印，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降低品种。去年出了106种，今年希望在100种以内，希望以精细化出版的思路，扩大重点产品和重印产品规模。”
随着重印量的提高，文景的社科、人文以及非畅销小说的生命力都得以延长。文景在2006年曾出版过的梁漱溟的作品（收入“世纪文库”丛书），后在2010年将其重新包装，目前这套书总量超过了12万册。这对于社科学术类图书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绩。对于畅销书，文景坚持长期经营的理念，不追求“一锤子买卖”。《追风筝的人》总销量超过100万册，这一成绩是经过七十几次的加印累积而来的，这本书最初的起印量只有2万册。“文景是比较理性的出版商，在越来越需要用高额版税竞争的今天，我们更多追求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并尽力用我们的出版行为带动和延长这种生命力。我们同时要做的是与时俱进，研究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改变出版方案、营销爆破点和装帧、排版。”
文景，一个平台和空间
王蕾说，相比国内一般民营出版公司，有着世纪出版集团这样一个大后方，是文景独有的优势。作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二十余家出版机构之一，文景成长为中国近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出版机构之一。
前总经理施宏俊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文景希望做“阅读的推广者”，通过多种形式来促进阅读。作为继任者，王蕾也深刻认同这一理念，“这是一个非常有高度的提法。推广阅读比单纯提关注图书销售有着更高层次。在我的理解下，实现销售是推广阅读重要的途径之一。”十年来，文景在出版之余，每年策划数十场文化活动，与媒体合作策划专题，同时从去年起悉心经营《文景》杂志。王蕾说，“文景的媒体同事往往焦虑媒体营销是否能直接拉动图书的销售。我们在公司内部常常说，文景的媒体营销与文化活动，有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商业诉求，更多是通过媒体传播阅读理念与图书内容。”在她看来，虽然耗费资金和精力，但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也帮助文景实现“阅读未来”这一理想。
文景并不代表某一个立场，而更像是一个平台，为各种思想提供表达和相互碰撞的空间。在这个平台上，王蕾一呆就是十几年。而诸多文景同仁，也已在文景工作了五年以上，并在这个平台上将各自的理想凝聚。王蕾说，很多同事都觉得，在文景工作就好像在“与文景谈恋爱”：同事的共同追求，开放的工作机制，能够满足编辑们对出版的理想。王蕾自己也从当初刚进文景时的那个对出版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成长为文景的当家人。从编辑到总经理，岗位的变化让王蕾必须从更高的视野来考虑问题，“文景的定位是商业出版机构，因此我一直在编辑中传播这样一个观念，每个人都要从一个爱书的读者成长为一个职业出版人。”新的一年，王蕾还将继续推行“整体出版与营销”理念，通过更明晰的出版愿景、更职业的出版素养、更符合现代出版企业的流程、更精细化的渠道管理，提高出版效率。“希望我们的出版真能改变这个城市的样貌。而同时继续探索现代企业的运行模式，能够更高效的出版模式、用更精良的品种，带来更大的出版影响。文景正在努力。”